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館長許多
打工者的笑臉
“您知道他吧？”楊衛東指了指中間展板上那張年輕的笑臉，那是孫志剛廣為流傳的一張照片。“他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了。我總覺得，他是替我們死的。”
國慶節那天，這個距離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打工博物館，只來了一個觀眾。“偶然經過”的客人背著手，順著展臺看過去，未作停留。解說員楊衛東試圖打破沉默。
6年前，也是這樣一個秋日的午后，22歲的楊衛東與兩個老鄉正躲在深圳一間黑乎乎的房子里。時值國慶節前夕，這座著名的移民城市要清查外來人口。因為擔心沒有暫住證可能被遣送回原籍，這3個來自河南農村的打工者拉上窗簾，讓人把自己鎖在房里，想熬過這一天。
有人“砰砰砰”地拍門。3人都沒出聲，他們只是“從彼此的眼中看到驚恐”。趴在床下的阿黃被吵醒了，它搖著尾巴準備向門邊跑，被楊衛東“一把掐住脖子”，緊接著“用被子蒙住了它的腦袋”。
等拍門聲止歇，狗已經死了。幾天后得知，敲門的是個老鄉。
現在，楊衛東在這個名為“打工·三十年·流動的歷史”的展覽中擔任解說員。面對花花綠綠的暫住證、務工證和勞務證明，有些“城里人”會好奇，“這些都干嘛使？”每到這時，楊衛東說，他就會想起阿黃。阿黃的故事，本該是歷史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正在被賦予各種意義。在“打工博物館”的發起人孫恒看來，這30年要么被簡化成數字翻番的“經濟發展史”；要么被演繹成一段“小漁村躍升為國際化都市”的傳奇；要么被物化為聳立在城市中的雄偉建筑，比如今年國慶節當天，近50萬旅游者把鳥巢當作京城游的首選——顯然，與一個200平方米的民間博物館相比，國家體育場更像是這個國家改革開放的里程碑。
“這些歷史的確叫人驚嘆，卻都沒有提到‘人’。”孫恒說。
參照官方2007年公布的數據，這群30年來先后被稱為“盲流”、“打工妹(仔)”、“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的“人”已經超過2.26億。30年過去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沒來得及從城市的屋檐下走出來。幸好，現在拖著拉桿箱的年輕人已不再像背上編織袋進城的前輩那樣默默忍受。有人試圖追尋那段歷史——為了記錄過去，更重要的是，讓后來者可以藉此在洶涌澎湃的城市化進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城和村
打工博物館落腳在一個叫皮村的地方，這里位于北京東五環與東六環之間，朝陽、通州、順義三區交界處。在全村6000人口中，外地打工者占到5000多。孫恒和他的同伴們一直試圖把這里改造成一個富有生機的打工者家園。
然而村里人大都說不出這個博物館的確切位置，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深遠意義也并不關心。10多年前，村里興建了好幾座家具廠和琉璃廠，隨著打工者的陸續到來，本地的農民就不再以種地為生。他們在自家的宅基地上蓋起幾棟小樓，以每間300元的月租金出租，閑時搓搓麻將，做個自在的房東。
走過13元的火鍋店、18元的皮鞋城、繞過喧鬧的臺球桌和熙熙攘攘的電話亭，孫恒把來訪者帶進這個迷宮般的小村。在北京每一個城鄉結合部，你都能找到類似的“城中村”。
“皮村就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孫恒伸出右手，做了一個類似切西瓜的動作，“就像打工者所處的位置。”
盡管周邊已蓋滿樓盤，房地產商卻從未覬覦過這片土地。因為皮村就在飛機航線的正下方。
每隔10分鐘，就會有飛機從頭頂上方飛過。巨大的轟鳴聲，把2米之外的人聲迅速淹沒，以至于孫恒不得不提高嗓門說道：“打工者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主流文化對他們視而不見，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自己的聲音。”
為了記錄這個群體的歷史變遷，2007年底,孫恒在香港樂施會的幫助下租下一間廢棄的琉璃廠房。改造之后的打工博物館在今年5月1日開館，那天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
一幅大字橫幅懸掛在展廳的墻上，“尊重勞動，尊重勞動的價值，這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語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橫幅的下方，從二手市場淘來的玻璃展柜里，擺放著500多件展品：票據、證件、罰款單、押金條、白條、保安工服以及皺巴巴的紅頭文件。
幾乎每個解說員都會強調，“這些是我們自己書寫的歷史”。作為打工者，他們很在乎這間博物館的“主體性”。
孫恒舉了一個例子來證明這種主體性的重要意義。今年4月底，深圳率先開放了中國首家以外來勞務工為題材的專題博物館。從當地媒體的描述來看，在那間博物館里，勞務工們“幽暗窄小的宿舍”卻又“充滿生活情趣”，林林總總的展品主要是當年勞務工留下的手工畫、情書、日記、家信及送給情人的自制禮物，還有他們為尋覓愛情而設立的“情感留言板”等，據說“集中體現了勞務工們的五彩生活”。另一家當地媒體開篇就說，“這座投資350萬元、占地3000平方米的博物館是為我市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獻禮。”
或許是基于這樣的擔心，孫恒和他的同伴們更愿意“自己來記錄自己的歷史”，而不用“別人來代寫甚至改寫”。
怨和情
沒有政府部門的資源，但口口相傳的“征集令”似乎更讓工友們動心。北京昌平區有個建筑工地的工人聽說籌建博物館的事后，第二天，30個人請假來到皮村給他們捐贈物品。全國各地的打工者也陸續寄來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回憶”。
于是人們得以看到另一些不一樣的展品。
有工友寄來一張工資條，上面標明月收入1600多元，細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個月加班131個小時換來的。
廣東的一個女工寄來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寫著她的姓名，背面印著工廠冷冰冰的規定：上班期間不準上廁所。
這些在官辦的博物館中是看不到的。
還有一份2000年的北京報紙，上面刊登了當時北京市勞動局的規定，作為首善之區，這座城市有超過100種行業限制或禁止雇傭外來工。
在兒童展廳掛著一篇手稿，這首題為《我是誰》的詩歌實際上就是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中打工子弟朗誦的那首《心里話》的原稿。
上春晚時，導演又加上了后來備受爭議的那句話，“別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別人比明天”。
按照原作者北京智泉學校校長秦繼杰的說法，最初的詩作中沒有這層含義。“孩子們都是很有自尊的。他們不愿意強調自己的父母跟別人不同，不想因此覺得低下。但話說回來，讓他們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盡管孫恒也認為《心里話》是春晚歷年來最讓人感動的節目，他仍然覺得添上的那句話有些刺耳，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想法”。“孩子特別樸實，并沒有那種‘現在我不如你，等我長大了就要騎你脖子上’的想法。”他有些著急地說。
原稿中，他們最后一句說的是“大家都是祖國的花，中國的娃”。孫恒認為，顯然孩子們要求的只是平等，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的那種權利。
展品中能看到這種權利的，不多，透露出的大都是不平等和屈辱的往事。孫恒說，自己從未打算把博物館辦成“抱怨”和“控訴”的平臺，“但是如果生活是苦澀的，我們為什么要回避它呢？”
博物館追求“客觀展示”，但參觀的人在那些充滿溫情的展品中也看到了辛酸：
展廳里擺著一個烤羊肉串的鐵架子，那是一位姓曹的工友自己用舊鐵皮做的。他1992年來北京，在頤和園北宮門附近賣羊肉串，艱辛的生活讓他對這個鐵架子有了感情。1994年當它被聯防隊員沒收后，他用200元錢贖了回來。此后他賣過煎餅、賣過水果，現在是一家報社的送報員。跟了他10多年的物件，捐給了博物館。
還有一封玩具廠女工的家書，通篇表達的都是“思念”和“叮囑父母保重身體”。4個月后，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麗玩具廠的大火。在這場當時震動全國的特大火災中，82名女工遇難。
一個打工子弟用畫筆寫下自己的愿望，“我們家是賣菜的，媽媽爸爸常常連飯都吃不上”。他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頓飯”。這幅畫上有褐色的爸爸、黃色的媽媽和綠色的女兒，三個人圍著圓桌，桌上擺著三個飯碗，菜只有擺在中間的一條魚。
在開館當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卜衛細細地看完了每一件展品。她覺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種“主體性文化”，即拒絕被別人展示，自己要站出來展示自己的歷史。卜衛認為，在這樣的文化中，打工者更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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