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秭歸“1119”模式極具推廣價值
在全省許多地方整村推進工作深受“四大難題”困擾、進展極不平衡的背景下,秭歸縣“1119”模式的橫空出世及其在短時間內所產生的明顯效果,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驚喜和強烈的震撼,其現實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思索,其政策價值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其創新之處值得我們深入挖掘。
第一,“1119”體現政府主導,是一種“執行”模式。其創新之處不在于把“1321”變成了“1119”,而在于建立了一整套政策體系和工作程序,去加強、去執行、去落實扶貧工作,其本質上體現了對扶貧責任制的細化和落實,符合我國政府主導的扶貧開發總體格局。在一些地方實施整村推進,“雷聲大、雨點小”,政策流于形式,形式大于內容,政績強于實效,而“1119”模式正是針對這個問題的制度創新。由于有了“一年一統籌、一村一紀要、一季一督查、一輪一考核”,干部的神經繃緊了,因而落實更加有效、執行更加有力、管理更加科學,成效就自然出來了。
第二,“1119”突出領導重視,是一種“責任”模式。在現行行政體制下,領導尤其是黨政一把手的高度重視是一項工作能夠取得成效的首要前提。“領導不重視,你挺難;領導真重視,你也難”,關鍵看領導動不動真格。資源整合涉及到部門利益調整,往往一些部門以上級部門的規定為由來推三阻四,縣委、縣政府決心不變,這些部門就“為難”了,第一年不得以執行,第二年自然而然執行,第三年爭先執行。整村推進已經成為書記工程、縣長工程,成為縣委、縣政府向民承諾辦好的重大民生工程。書記、縣長和分管副書記、副縣長分別帶領扶貧等部門開展不定期巡查,督促整村推進項目資金落實,糾正不當行為,狠剎不作為。
第三,“1119”展示多元扶貧,是一種“復合”模式。“一村一規劃、一村一紀要”是該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強調的是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展示的是匯集在“1119”旗幟下的多元扶貧、多管齊下。從南到北、由東到西,28個整村推進村,村村都有1—2個主導產業,總體上契合了高山煙葉,中山茶葉、核桃,低山柑橘的縣域產業布局。在我們調研的5個村中,兩河口鎮王家埡村以柑橘為主,楊林橋鎮天鵝村、三渡河村以生豬養殖、核桃為主,郭家壩鎮羅家坪村、文家巖村則以茶葉、煙葉為主,不同的村有不同的產業特色。不光發展產業如此,在貧困村建扶貧搬遷居民點也是如此,不強迫命令、不搞一刀切,27個居民點各具特色。“1119”模式不拘泥一種扶貧內容,無論是對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還是對其中任何具體的扶貧模式,都有強有力的助推作用。
第四,“1119”堅持開放包容,是一種“可持續”模式。盡管該模式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縣委、縣政府并不認為它盡善盡美。正是有了這樣的包容心態,“1119”模式才越來越完善,考核細則越來越健全,責任落實越來越到位,整合資金越來越多,整村推進效果越來越明顯。在與隊長單位和部分幫扶單位座談交流時,我們設置了“該模式可不可持續”的問題,結果這些部門都認為可持續。這并非虛言。因為黨委、政府有整合資源的決心,有發現、糾正問題的勇氣,有解決難題的方案和不斷完善的制度。當然,“1119”模式在扶貧到戶的責任落實、考核的責任追究機制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但我們不能求全責備。
通過思考、分析、歸納和總結,調研組認為,“1119”模式體現了黨委、政府主導扶貧開發的“中國特色”,適應了我省貧困地區和扶貧開發的實際需要,其成效令人信服,其“執行、責任、復合、可持續”的特點可復制、可學習、可借鑒,政策價值取向明確,可以在全省全面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