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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家庭
2010年，玄郎村鼓勵老百姓開農家樂。劉小蓉想到自己的房子就在村口路邊，就開始籌備起了小飯店，曾經用于謀生的面包車就用來買菜。
一家之主劉小蓉，接待客人買菜都是自己，而父親負責打掃衛生，母親在廚房幫忙擇菜洗碗，除此之外還請了一個廚師。
在“玄郎村人家”這家小飯館的露天平臺，整齊地擺著一排桌椅，桌椅上方搭著頂棚和遮陽傘，在靠近平臺的綠地里長滿了花草，靠近平臺還放著很多漂亮的石頭。這些材料都是劉小蓉自己一個人去買的，而石頭是她從河邊一顆顆撿來然后用面包車運回來。
這些事情在地震前對她來說都是難以想象。“以前這些事情都是我老公做的，我不太愿意去接觸外面人，很悲觀的，現在不一樣，現在走出來了，招待客人都是我的事情。”
小飯店的生意還不錯。“節假日的時候客人很多，平時也會有。”劉小蓉欣慰地說，扣除日常開支和支付的工資，每個月還能掙兩三千塊錢。這個收入在玄郎村已經不錯了。目前，玄郎村人均約收入在1000元左右。
對于飯店，劉小蓉還有自己的打算。“我現在還在投資，準備把室內的空調安上。”她告訴記者，不僅僅這樣，劉小蓉甚至有更遠的規劃，那就是把飯店擴大，除了餐飲之外，還要有客房、有娛樂。她笑著說，“這些都需要錢，要一步步來”。
對于買車、建房子、開飯店帶來的負債，劉小蓉很堅定地說：“這些錢我會一點點還的，我相信我能掙錢把這些賬還清。”
生活還在繼續，村里很多失去丈夫的女人都再嫁了，劉小蓉說，如果有合適的，她也會考慮重新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董事陳華全：“聯營”搞旅游
2011年4月28日中午，記者來到一個有著羌族寨門的山村酒店——石椅羌寨。酒店邀請了羌文化的傳承人母廣元舉行了羌族的迎客儀式，放迎客的筒子炮。
現在已很難看出，這家羌寨曾在地震中被破壞十之七八。村民陳華全，羌寨的董事，也是一個地道樸實的農民。
從避難到自救
在綿陽市北川縣曲山鎮石椅村這個人口不多的村子，戶戶都分散在北川縣城周邊的山上。地震發生后，北川鎮區受災最為嚴重，而這些山上的村民房屋只是出現部分倒塌，全村有15個人遇難。相對于北川縣城的居民來說，石椅村的村民還是幸運的。
在村里，陳華全擔著村主任的職務。原先，對于這個閉塞的小村莊來說，陳華全更多的身份是一個農民——地震前，村主任基本上沒什么事情。
“地震前我都是忙自己家的農活兒，地震之后要想的多了。”陳華全說。地震發生后，村支書遇難，他需要配合現在的村委書記來完成重建工作。
在地震發生后的20多天，陳華全開始帶著幾個村民進行自救，將上山路道修通，讓村民和救援隊可以順利通過。在村民重建修復住房中，他和村里的青壯年到市里統一采購鋼筋水泥等等材料，組織建房。
儼然成為了村里的主力，陳華全也覺得自己變了。陳華全說，“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過自己的生活心里沒壓力，現在管村里，事情太多，自己都顧不上了。”
“聯營酒店”
在此期間，石椅羌寨籌劃重新開始建設。面對大筆的資金缺口，陳華全為難了。村里還有多家農家樂受損，村民都面臨著同樣的難題，資金怎么來？陳華全想到了一個辦法——搞“聯營”。
新的石椅羌寨由五家農戶聯合建立，將原來的面積擴大了近三倍，整個羌寨的面積達1400多平米，而且房屋建設得更寬敞、更漂亮，寨門更加氣派了。
現在回想起整個“聯營”的過程，陳華全說，當時他想的是，地震之后，離這里不遠的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將會帶來更多的游客，依托老北川的旅游業，新的羌寨將面臨新的機遇；另一方面，五戶聯營之后，羌寨的規模大了，實力更強了，可以進行一定的宣傳活動，為此羌寨還請來了羌族文化的傳承人母廣元來主持羌民族文化的傳播。
現在，這家羌寨酒家已經注冊為文化公司，并邀請了職業的經理人。陳華全介紹，除了文化傳播的母廣元外，公司還邀請了一位總經理，一位副總，“都是曾經搞旅游的”，現在石椅羌寨有32名工作人員。
在旁邊的酒席間，記者聽到一群羌族姑娘的敬酒歌，歌聲高亢而嘹亮，穿透了整個羌寨。據陳華全介紹，羌寨晚上也會舉辦篝火晚會等一些民族特色的活動，這些還在完善。
目前，石椅羌寨的經營已經走上了正軌，從去年開始營業，一年的營收就達一百多萬元，今年羌寨每個月都有三四十萬的進賬，這相當于地震前一年的收入。
羌寨的宏圖
雖然借助北川旅游的客源，如今羌寨生意還不錯，但陳華全很少笑。
他說，當前還是很有壓力，現在石椅村的每戶老百姓都有幾萬元到十幾萬元的貸款，而這個羌寨的貸款就達200多萬。地震期間，政府給予了羌寨的貼息貸款，但是三年內所有的款項需要還清，這需要羌寨持續保持好的客源。
未來如何發展？目前，老百姓的農家樂發展得都不錯，但是由于地處大山上，基礎設施還不完備，這也給酒店經營帶來較高的成本。
災后，石椅村的水電等基礎設施都進行了改造，但由于地處高山上，山上的山泉遠遠不能滿足全村的生活需要。為此，政府從高山上用管道引入水源，但由于地處1000多米的海拔，水管經常爆裂。為此，石椅羌寨也付出了很高的成本，為了取水，這兩個月石椅羌寨用水車到最近的水源運，一個月下來，光運費就得三四千元。
“我們現在考慮最多的就是，怎么樣加大力度把設施完善，讓我們的環境進一步地改善，我們希望有投資商到我們這里來投資，有更多旅游的人來我們這里游覽，這樣客人不僅夏天來避暑，還有地方住，不僅欣賞山中的自然風光，還能深入地感受羌文化的魅力。”陳華全說。
目前，石椅村已經開了16戶農家樂。陳華全說，現在的事情多了，他不光是一個農民了，還搞旅游，而且要帶領引導村民都來抓住機遇搞產業。
陳華全更像一個村主任了。
他對記者說，村里對農民搞旅游要提供的支持和服務已經在做：一方面，為農民提供羌文化的傳播和培訓，讓村民能夠更好地發揚羌文化在旅游中的作用，石椅羌寨搞活動，他們都可以來學習，這也是一種支持；另一方面，在重建民房的時候，村民們本來都有貸款，如果要開農家樂還需要資金，村里面也在努力協調信用合作社等機構，尋求他們的幫助。
陳華全說，下一步石椅羌寨的投入還得加大，隨著旅游的客人越來越多，羌寨的設施和服務“要跟得上發展的水平”。
綿竹市委宣傳部部長羅應光：“救災是對干部的洗禮”
汽車駛入三年前汶川地震重災區之一——綿竹市漢旺鎮。
一路上，山間的公路和隧道暢通無阻，曾被地震撕裂的山體已經長出新綠，只有偶爾還能看到裸露的巨大豁口，提醒著人們曾經發生的一切。
綿竹市區通往漢旺的這條公路，羅應光不知道走了多少次。現任綿竹市委宣傳部部長的他，曾經在漢旺鎮和遵道鎮分別任鎮長和黨委書記。這兩個鎮在受災最嚴重的三個災區中就占了兩個。
地震之后，搞調研、陪同領導、陪同考察團、陪同記者……如同災區信息的傳道者，他一直奔波在通往災區的路上。
如今，和災區其他工作崗位上的人一樣，羅應光依然少有休息日。“抗震救災的日子如同一段令人懷念的軍旅生涯，而每一位干部都會在這里得到洗禮。”他說。
帳篷里的戰役
羅應光說，“5·12”地震帶來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戰役。
地震發生當天，羅應光與市委的同事分配到各個災區搶救災民。羅應光所去的遵道鎮，震后一片狼藉，大部分房子都垮塌了，羅應光負責的是當地幼兒園的救援。從晚上6點到第二天早上7點結束，幼兒園90多個孩子中60多名遇難。
第二天一早，羅應光從救災現場返回市區，回到了正常工作崗位。
“當時壓力很大，外面需要不斷溝通，傳遞信息，對內要報平安，傳達組織宣傳的重要性。”地震第二天，羅應光作為綿竹市宣傳的“總指揮”已經感覺到巨大的壓力。
信息傳達在地震期間的重要性，羅應光再清楚不過。
由于綿竹市的所有電視都是有線，電視通信系統在震后全部癱瘓。羅應光在市委領導下支起了高音喇叭，組織了一個“臨時電臺”。2008年5月13日，在一天的奮戰后，高音喇叭終于可以播出聲音，此時，綿竹各個鄉都可以聽到臨時的廣播了。
“在現代，很多人都已經沒有高音喇叭的概念，而在特殊時期我們一下子回到最原始的狀態了。”羅應光回想起那時的情景。
而在隨后的一天，羅應光帶領宣傳部門同事第一時間恢復了機關刊物。5月14日，他們終于找來了一臺復印機，復印出第一張抗震救災的快報。“地震過后，手機通信已經癱瘓，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親人的情況，只有暢通的信息才能讓老百姓感覺到信心”。
其實，在地震后的一兩天，災區已經謠言四起，有的說書記市長跑了，有的說書記市長死了……
羅應光說，“當時是一種極端的考驗，我們要迅速傳遞出黨的領導指示，讓老百姓知道我們在做什么。”那時，包括羅應光在內的所有干部都是不分日夜地工作，對于家人的情況全然不知，也無暇顧及。好在綿竹市區此次房屋垮塌并不是特別嚴重，而羅應光的家人也安然無恙。
一天恢復電臺，一天創辦報紙，這些都是發生在帳篷里的勝利。“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團結的時刻。”羅應光說。
“不能休息，一休息就真的垮了”
在漢旺鎮政府大樓前，羅應光說，“這里是我最不愿意來的地方，也是我來的最多的地方”。“5·12”地震這一天，這里埋了25位政府工作人員，其中8位遇難，這其中就有他曾經的同事、漢旺鎮副鎮長鄧國平，也是漢旺鎮武裝部部長。
“我每當走到漢旺鎮腦海中就浮現他的形象，當年他是我的助手，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漢旺鎮曾經洪水決堤，他第一個跳下河堤去搶險，在我印象中，他就是這樣一個英雄的形象。”羅應光語氣低沉了，“地震時他在這座政府大樓里遇難了。”
如今，他只能站在政府大樓前憑吊曾經的戰友。
“地震當天晚上，我們還是非常茫然，不知道未來是怎樣。”即使是領導干部，地震到來時也曾茫然。但是，“當第二天救援隊伍、支援紛至而來，我們心里就有底了，我們知道只要人們還活著，就有希望。”羅應光告訴記者，“包括我的老父老母，當時我想，只要有我們黨在，有組織在，就有人去關心他們，當時我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一天會比一天好。”
在接下來的日子，羅應光的宣傳隊伍就進入到連軸轉的狀況，時至現在，依然沒有周末和節假日。而這種情況，是災區所有基層干部的現實狀況。
“干部有壓力啊！”羅應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感嘆道。在遇到突發自然災難和重大傷亡的時候，地震考驗的是干部的良心，如何能夠在特殊環境下迅速地組織工作，不辜負這一崗位，不辜負百姓，這是最大的壓力。
“投入到工作中反而是一種解脫。”羅應光說，當時有一位同事，他家里有三位直系親屬遇難，當羅應光要求他休息時，他說，“不能休息，一休息就真的垮了”。地震過后，黨中央國務院下發通知，強制性給基層干部安排休息，但是他們依然沒有放下過一天。
羅應光說，經歷了地震之后，無論是干部還是群眾，都改變了很多。 “第一，我們每一個人都變得堅強了。第二，我們思考很多問題都更全面，對于突發事件的應對的經驗更豐富了。第三，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變化很大，悟徹了人生的很多東西。現在我們災區的干部和老百姓都不再那么計較得失了。第四，這三年中，我們在大災難中度過，感受到很多大愛，我們擁有感恩之心，這是我們世世代代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