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增長年均9.8%，人均GDP從1978年的200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然而，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地區發展不平衡、城市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需要高度重視和認真思考，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未來十年，應著力加以綜合解決。
●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數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較深、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如東北、西部等一些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
正視問題與客觀看待“十一五”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分配不公和發展不平衡的格局的確非常嚴峻，對此，掉以輕心、思路不清、束手無策、任其擴大，是不對的；然而，問題形成的原因需要客觀地看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過去許多年我們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方面所做的艱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從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著這樣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續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結構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從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個百分點；數據顯示，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初次分配后，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美國接近于70%，其他國家和地區普遍在54%至65%之間。二是城鄉差距在繼續拉大。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幾年雖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縮小，卻仍然處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屬居民間分配不公問題較為嚴重的國家之列。四是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從東中西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水平來看，1978年東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是西部地區的1.86倍、中部地區的1.56倍，到2008年分別擴大到2.39倍和2.05倍。如果沒有有效的戰略和對策加以解決，任其發展下去，問題將會越積越難，局面可能會變得非常惡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因此，“十二五”期間，國民經濟發展與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GDP結構中的比重，控制和縮小城鄉居民間收入差距、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學術和輿論界對以上問題的發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責難。我認為，應當從發展歷史和經濟規律的角度客觀地看待以上問題的形成，認真研究問題形成的深層次原因，務實、積極并逐步地加以解決。首先需要看到的是，改革開放初破除分配的平均主義，一部分群眾和一部分地區先富和先發展起來，這個大局是正確的，不能否定。其次，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前一個階段，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把國民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和扭轉過來，一心一意搞建設和發展經濟，特別是大項目和大企業帶動，依靠資本集中發展規模經濟，來增強國力；而進行社會事業建設、社會保障投入、加大轉移支付等方面，都還缺乏財力基礎。再次，除了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等特別重視發展中小企業的國家和地區外，許多國家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和城市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在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居民間收入差距有一個從小到大再到小的過程。這應當成為實事求是地認識收入分配問題的一些基本點。
還需要看到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以及各地黨委和政府，在控制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和居民間收入差距、平衡地區間發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最顯著的是在統籌城鄉發展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出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控制住了城鄉差距急劇拉大的勢頭。一是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大力清理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對農村和農民的各種收費，數額估計在400億元左右；二是新世紀以來，免除農民500億規模的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也從根本上杜絕了搭車收費的行為；三是中央財政對農民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2004年，金額為140多億元，2008年達到1027.7億元,到2009年，預算數據為1230億元；四是從2007年開始，全國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9年6月底，已有4470多萬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五是國家財政對“三農”投入的規模在擴大，農業農村方面的支出1993年中央和地方共計為440億，包括計劃生育補貼、水庫移民補貼、農田基礎設施、農村飲水等等，2008年，僅中央財政支出就達到5955.5億元。這些重大的措施，改變了上世紀末城鄉差距急劇拉大的趨勢，為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在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和統籌區域間平衡發展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實施了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區的區域發展戰略，布置了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生態環境治理和加工工業重大項目，給予了國債資金支持，特別是在東北地區首先進行了增值稅轉型改革，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發展。從金融危機后各地區的發展情況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顯現出增長的后勁。二是中央財政加大了對民族地區、老革命區、貧困地區、邊遠地區的轉移支付，使這些地區過去欠發工資、欠報醫療費等狀況發生了改變，基本保證了這些地區行政管理、社會事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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