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六十年來，四川城鎮居民生活收入大幅度提高、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了從脫離貧困，解決溫飽，總體生活水平已由溫飽跨入小康并向實現全面小康邁進。
六十年來，四川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1950年的130元增加到2008年的12633元，增長96.18倍，年均增長8.0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收入增長8.42倍，年均增長3.9%。人年均消費支出由1950年的129元增長到2008年的9679元，增長74.03倍，年均增長7.73%。
建國六十年來城鎮居民生活變化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以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水嶺，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為第一階段，1980年至2009年的三十年為第二階段。在前三十年中，我國在“戰爭與革命”是世界主題的思維下，以“階級斗爭為綱”，居民生活改善甚微。在這段時期，全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差距逐步拉大。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轉機，在“和平與發展”為世界主題的思維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此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前三十年，曲折-徘徊，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
在改革之前三十年，四川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一五”期間：恢復和發展生產，爭取溫飽
“一五”期間，面對人口眾多而生產力低下的現實，全國采取的是低工資、多就業的政策，使人人有飯吃的理想在一種較低層次上成為現實，這對發展生產穩定民心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五”時期被稱為是建國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1957年四川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197元，比1952年增長51.5%，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34.6% ，平均年遞增8.7%。
二、政治運動不斷，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徘徊不前
1957年以后，由于受“戰爭與革命”是世界發展主題的思維下，我們沒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扎扎實實的經濟建設中去。反右運動、大躍進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人民生活幾起幾落，在溫飽線上徘徊20年之久。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不會忘記：反右運動擴大化使一大批知識分子受盡磨難；大躍進不僅沒有把人們帶入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相反卻使人們在浮夸風和瞎指揮中重新體嘗了饑餓，甚至死亡的滋味；三年自然災害，好比雪上加霜，各種食品和輕工業品嚴重短缺，不少居民靠吃野菜度日，營養極度缺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革十年”，又將政治斗爭推向高峰，幾乎把整個國民經濟推至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市場供應貧乏，消費品供應不足，絕大多數商品都需要憑票證購買。正是在這個時期，整個世界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相比之下，中國經濟以及人民生活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到了十年動亂結束后的1978年，四川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元，比1957年增長71.6%，扣除物價上升因素，21年里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實際增長34.6%，平均每年遞增僅1.4%。鄧小平同志說：“我們奮斗了幾十年，就是為了消滅貧困。”但是人民生活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才開始有了真正的轉機。
三、消費水平極其低下，消費結構基本無變化
改革前城鎮居民消費極為單調，據調查1952年四川城鎮居民人均年食品消費支出77.30 元，占消費總額的60%；衣著支出11.17元，占消費的8.7%；用品消費25.82元，占消費的20%；服務性消費10.44元，占8.1%。到1978年食品消費的比重下降到59.2%，比1952年只減少0.8個百分點；衣著消費的比重12.25%；提高3.55個百分點；用品消費比重16.2%，下降3.8個百分點；服務性消費的比重為10%，增加1.9個百分點。在26年內，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基本無大的變化。
改革之后三十年國家經濟持續發展，居民收入迅速增加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最多的三十年。調查資料表明，四川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38元增加到2008年的12633元，扣除物價因素，30年實際增長36.4 倍，平均年遞增13.3%。為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從生存到溫飽再向小康發展的歷史性跨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城鎮居民就業面擴大，就業者負擔人數減少
改革前，特別是五六十年代，四川城鎮居民平均每戶家庭人口多達4-5人，平均每戶就業人口1952年為1.84人，就業面只有34.5%。1962年四川城鎮居民就業者負擔系數為2.67人，就業面只有37.5%。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四川城鎮居民戶均家庭人口4.56人，就業者負擔系數為2.22人，就業面只有45.0%。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家庭規模逐年縮小，2008年平均每戶家庭人口僅為2.9人，就業者負擔系數為1.97人，就業面提高到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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