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中國的人口發展又走到時代的十字路口。
這一次，不是因為它遭遇的高增長壓力，而是它面臨的發展失衡危機。
總量增長、素質偏低、結構和分布失衡……
如果說，30年多前人口過快增長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那么今天，人口素質、結構、分布問題正成為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戰略目標。現階段，人口發展失衡的問題主要在哪兒？它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多大影響？如何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本報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
總量增長、素質偏低——
總人口每年繼續慣性凈增800萬人左右，數量壓力依然沉重；每年約有80萬—120萬例出生缺陷兒降生，勞動力素質低下，影響人口紅利的效用
每逢節假日，火車站摩肩接踵，飛機場人潮涌動，旅游點擁擠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我國拆除人口爆炸的引信，步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創造了人口有效控制的“中國奇跡”。然而，成就背后，中國的基本國情沒變，人口數量問題依然突出。
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介紹，1992年，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一對夫妻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數下降并維持在更替水平(國際標準是2.1)以下后，人口增速趨緩。但受人口慣性增長的影響，今后十幾年，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萬左右。本世紀上半葉，我國將先后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齡人口三大高峰。“十二五”期間，預計凈增人口約4000萬，總人口將達13.9億；到本世紀30年代，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15億。人口數量仍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
與此同時，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競爭力。
一方面，出生人口素質亟待提升。據中國出生缺陷監測中心數據顯示，從1996年到2007年，全國出生缺陷發生率呈明顯上升趨勢，每年約有80萬—120萬例出生缺陷兒降生，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
另一方面，勞動力整體素質低下，農村剩余大量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效用未能充分發揮。
20歲的貴州農村女孩趙華高中畢業后，去江蘇常州市一家紡織廠打工。因無技術，一年前工廠裁員時被辭退。作為勞動年齡人口的她，本應成為人口紅利的增加因素，卻因失業而由社會總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中的分母變成分子，成為被勞動人口贍養的人。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上世紀70年代，我國進入人口紅利期，開始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快跑。但長期以來，我們是靠廉價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優勢賺錢，“世界工廠”的光環掩飾不了處在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尷尬，勞動者技能低下影響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勞動力的數量，更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翟振武說。
年齡、性別結構失衡——
10年后，上千萬適齡男性“娶妻難”；30年后，平均每5人中就有1位65歲以上的老人，“婚姻擠壓之痛”與“未富先老”交織，影響社會安定和幸福感指數
進入不惑之年的錢芳時時感到一種壓力，因為要面對“2個人照顧4位老人”的無奈。
“我是獨生女，我先生雖然有一姐姐，但在國外。”錢芳說，“我們兩家老人均過70高齡，哪天誰病倒了，都夠我累的。”
隨著出生人口大幅減少，我國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趨縮小，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年齡結構開始失衡，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便是明證。
以國內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上海為例。盡管因外來青壯年勞動力的不斷補充，上海短期內還不會出現用工荒，但全市養老機構和服務設施卻供不應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負擔加重。
據聯合國最新人口數據預測，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白發族以年均800萬人的增速壯大。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面對洶洶而來的老齡化態勢，“未富先老”的中國如不加快健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人口結構迅速老化將“窒息”未來經濟的發展。
令錢芳擔憂的還有上小學的兒子：“不好好學習，將來都找不到媳婦兒。”無論身居北京還是回福建老家探親，錢芳發現，幼兒園和小學里的男孩明顯比女孩多。
“我國正迎來一個男性人口過剩的社會。”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介紹，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持續30年來，累積效應已現端倪。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推算，19歲以下年齡段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每年新進入結婚年齡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20萬。預計10年后，將有2400萬“剩男”面臨娶妻難。
“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帶來婚姻擠壓之痛。”田雪原說，當龐大的光棍大軍高唱“我想有個家”時，誰去慰藉他們苦悶的心靈？小康之家是小康社會的基礎，連個家都成不了，何談幸福感？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將加劇人口結構的不合理性，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其深遠危害，不亞于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