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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難題 指標調控
專家分析，北京對進京指標的控制無疑會進一步收緊，不排除指標在一個時期逐年遞減，外地戶口進京的難度只會越來越大。這一點已得到北京有關部門初步證實。
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北京市“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人口進行總量控制，并提出了基本原則和思路。
相關人士透露，這次調控既針對戶籍人口也針對流動人口，既強調總量控制也強調優化結構“直面難題，力求實效”。
一是實行戶籍指標調控“以指標管人”。北京市明確提出“堅持總量控制、優化結構，在嚴格執行準入政策同時，實行戶籍指標調控。合理配置進京戶籍指標，優先解決好符合首都發展需要的專業管理和技術人才的落戶需求。”
如何確定“指標”，這些指標又如何“合理配置”并確保不被各個系統突破，“優先解決”的具體對象如何界定，這些目前還沒有答案。但專家分析，北京對進京指標的控制無疑會進一步收緊，不排除指標在一個時期逐年遞減，外地戶口進京的難度只會越來越大。這一點已得到北京有關部門初步證實。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張祖德透露，今年對戶籍進京不會出臺具體的數量控制指標，“不過人數上會延續逐年降低的趨勢”，將著重提升引進質量。
二是研究實施居住證制度“以證管人”。北京過去對流動人口的調控缺乏有效手段，準確統計流動人口也很難。這次明確提出，以居住證為載體，按照“來有登記、走有核銷”的基本要求對流動人口進行實時動態監控。
居住證制度究竟如何設計，與暫住證區別何在，對獲得居住證是否設立“門檻”(比如在京常住多少年)，對居住證發放是否像車牌一樣實施總量控制，拿到居住證可享受哪些權利和需要承擔什么義務，拿不到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如何在北京生存(比如是否不能租房買房、不能就業)，相信北京的流動人口都期待盡快揭曉謎底。
專家分析，居住證制度無疑是直接針對北京增加最快最多也最難調控的流動人口。居住證如果只是一張紙就缺乏實質意義，如果與就業、住房、社會保障、養老、戶籍、教育、醫療、計劃生育等政策結合起來，就會具有調控管理流動人口總量的實際功能。
三是引導人口合理布局，有序疏解核心區人口。北京早已開始有計劃地將首都功能核心區的部分戶籍人口疏解到其他區縣特別是一些發展很快的新城，以緩解中心城人口過度集聚帶來的壓力。北京市劃撥建設用地建設定向安置房，用于首都功能核心區人口疏解對接安置，原東城區對接順義、原西城區對接昌平、原宣武區對接豐臺和大興、原崇文區對接朝陽。北京將集中力量聚焦通州的發展，讓其全面承接中心城功能疏解。順義、亦莊—大興、昌平和房山等重點發展新城，也是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的主要目標地。
觀點
調控人口比“限車治堵”更復雜敏感
調控人口比“限車治堵”涉及更多群體的更重大利益，復雜敏感，北京作為首都更容易引起國內外關注。調控的具體政策措施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各界拷問：是否歧視外地人，是否公平，是否正義？
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強磊表示，北京人口調控要取得真正成功，具體政策首先要經得起各方面拷問，確保有效避免引發重大爭議和民怨。
一是調控人口規模要與促進社會公平尋求平衡。多位專家表示，控制人口與促進公平無疑存在矛盾。以教育為例，北京教育越公平，流動人口子女入托入學越容易，就越吸引更多外地人帶孩子到京就學，就越不利于人口控制；北京如果限制外地孩子在京求學，這種限制越嚴，越有利控制人口，但又會被視為不公平和歧視外地人。
北京市政協委員、西城區教委新聞發言人李燕玲認為，在研究教育改革和人口調控問題時，在更好地關注民生、維護教育公平的同時，要兼顧北京人口調控和社會發展實際。
北京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巫永平認為，北京在控制人口規模過程中需要堅持包容和開放。他說，流動人口在分享北京土地、水、住房、教育等資源的同時，對北京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全世界國際化大都市都是高度包容的城市，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包容性是它應有的城市品質”。
二是調控人口規模要體現依法行政和程序正義。強磊表示，北京調控人口規模的具體政策措施，不能與憲法、法律和法規相沖突，避免引發大規模行政訴訟等司法風險，比如對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就不能與教育法相沖突。要做好充足的法律準備，比如實施居住證制度一定要以先完成地方立法為前提。
三是調控人口規模要靠加強協調來保障落實。據了解，北京將在2010年底人口普查的數據出來后，研究制定人口調控的具體政策措施。專家分析，相關具體政策的出臺首先要北京市協調出一個方案，并獲得中央支持。
北京市政協常委會調研報告因此建議：“盡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員會，借鑒首都規劃委員會模式，制定重大人口決策，研究重大人口問題。”
調控絕非簡單“拒絕”和“驅趕”
“調控什么？不就是更嚴厲地拒絕更多外地人拿到進京指標和北京戶口，更堅決地把流動人口驅趕出北京、把老城區的居民驅趕到郊區？看來我的北京夢越來越渺茫了。”記者一位夢寐以求想調進北京的朋友這樣抱怨。
北京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巫永平表示，北京調控人口絕非簡單用行政手段實行“拒絕”和“驅趕”，調控包括綜合使用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等，更需要解決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城市規劃實施水平和社會管理水平、加強區域合作等深層次問題。
一是提高產業和就業“門檻”，減少人口需求。北京市推廣“順義模式”。順義區的流動人口僅有其他區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主要是靠產業比較高端、本地人充分就業、提升傳統服務業組織化程度減少對流動人口過度需求、在房屋租售等方面加強調控、對人口實行總量控制。
巫永平表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人口規模調控的根本途徑，北京要繼續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準入“門檻”，不能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對低端產業和傳統服務業要改造升級，提高就業“門檻”。
二是簡化首都城市功能，分流人口。政協北京市第十一屆委員會港澳臺僑工作顧問黃鉞說，要解決北京人口、環境、資源失衡問題，應在調整資源配置上找出路，簡化北京城市功能，保留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等功能，將醫療、教育和經濟等部分功能轉移到其他城市。
三是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促進區域協作，轉移人口。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認為，北京核心區、拓展區、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區人口分布嚴重不均衡，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首都功能核心區政治、教育、醫療、商貿等功能高度集聚，導致核心區人口飽和、交通擁堵。北京需要在通州等地加快打造副中心，加快新城建設，將優質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設施適度向新城傾斜，調控戶籍政策，如新遷入人口優先落戶新城。
北京對周邊要素包括人口的集聚效應明顯，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明顯高于周邊地區。應探索建立京津冀人口有序流動機制，加快推進區域內基礎設施布局、產業發展、城鎮建設等方面實質性合作，以產業就業引導人口轉移疏解。(黃海 張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