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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80后的暮年猜想
80后,你是否想過將來怎樣養老?畢竟,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已日趨嚴重。當你進入暮年時,國內養老金、醫療保障、長期照料等方面的準備和供應是否有能力應對如此迅速的老齡化進程
文|《小康》記者 羅嶼
李一,1980年生人。30歲的她在某個夜晚暢想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時,忽然有種茫茫不可知的感覺。
傷感的源頭,在于她隨手翻出了一本雜志,上面報道了96歲的英國老嫗艾瑞尼·辛克萊“搖身一變”成為了“多芬香皂”代言人。艾瑞尼的肖像出現在紐約時代廣場69英尺的廣告牌上,海報上還打出了兩個頗富意味的詞語:“枯萎的?”還是“奇妙的?”
李一的神經正是被“枯萎”、“奇妙”所觸動。她拉住她的丈夫,同為1980年出生的韓唯一同勾勒起或“枯萎”或“奇妙”的晚景。
韓唯說,晚年對他而言,是終于有大把屬于自己的時間。他要戴著老花鏡打網絡游戲,還要用海陸空各種方式在地球上瘋跑。李一說,她要蓋一個莊園,用自己的肥料種番茄蘋果。雖然她不會游泳,但要買一艘游艇,80天環游地球……
兩人暢聊一夜,眼見太陽都要升了,李一推了一把韓唯,說:“夢該醒了!關于老了這件事,我們得有點建樹性規劃。”
“獨一代”的困惑
李一覺得,自己是個“典型的”的獨生子女。她的生日是1980年9月25日,那天,剛好是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日子,公開信出臺標志著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實施。于是,李一理所當然地成了家里的那個“一”。
同樣也是獨生子女的韓唯覺得,倘若有天他倆有了孩子,可以取名“唯一”,也算是更深刻地貫徹了計劃生育政策。但其實,在北京,像李一、韓唯這樣夫妻雙方同為獨生子女,目前是可以生育兩個小孩的。
對于計劃生育的討論,這些年始終沸沸揚揚。當年“獨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之一田雪原去年12月也曾在媒體發表文章,認為人口政策應“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了。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看來,正因采取了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現在人口才可以不突破16億。而正是基于這樣的狀況,才給了計劃生育政策微調、完善的空間。就像雙方都有子女的再婚家庭,一些省份已調整成,仍可再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種更人性化的趨勢。
專家之所以認為應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細微調整,或許是基于中國目前的人口現實:30余年來,由于政府力量的強力干預,中國人口增長發生了急劇轉變,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變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模式。
但由于轉變的迅速性與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問題也隨之呈現:2000年中國已經進入老年型社會。據專家預測,在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生育率持續低下的情況下,到2053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將達到峰值,約為4.3億。隨之而來的是每個勞動力承擔的養老數量,即社會供養比例的不斷攀升。
另外,與很多發達國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國是在經濟和社會還處于發展中、生產力發展還不發達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在計劃生育政策的有力調控下,加速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因而在養老金儲備、醫療保障等方面的準備還不充分。
為了緩解老齡化趨勢、養老金危機,曾有學者提出:由于中國現在的生育率已經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二胎應該全面放開,以保證有合理比例的年輕勞動人口 創造經濟價值。
而在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看來,中國未來40年內,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多,完全是因為25年至65年前高生育率所造成的“遲到的”結果,而不是現在生育率下降所直接導致。如果現在提高生育率,不僅會增加失業人口,在多年以后,還會出現新一批數量眾多的銀發族。
人口學家的觀點有所不同,但李一和韓唯明白,中國的“銀色風暴”已成必然。他們更想知道的是,按照自己現在的收入水平,進入暮年時會是怎樣的情境。
“養老儲備”的探索
為了讓自己的晚年能有保障,李一和韓唯開始咨詢各種“養老之道”。有一天,李一看到一條消息:10月1日,上海市出臺實施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
實際上,早在2000年就有專家建議國家應盡快確定推遲退休年齡方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危機。根據當年測算,在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看到這些,李一和韓唯開玩笑:“政策倘若在北京實施,咱們兩個就不是你60歲、我55歲退休,說不準65歲還在發光發熱。”
延遲退休只是李一夫妻兩個,關于晚年的構想之一。多年前,李一還聽過“美國老太買房記”——老太在年輕時貸款買房,到60歲臨近退休時就將房貸全部還清,然后將該房屋的產權出售或抵押給銀行。在整個養老的20年里,她去中國爬了長城,去法國吃了大餐,還到韓國做了整容,到美國逛了迪斯尼樂園,這都是她把房子抵押給銀行,讓房子給“報銷”的。
讓李一驚喜的是,最近她發現中國的廣州、上海也都進行了類似“以房養老”探索。韓唯還專門請人幫忙算了一筆賬——擁有一套價值300萬元至400萬元房產的65歲男性老人,預期壽命為77歲,通過“以房養老”,每個月從保險公司拿到的養老金可以達到2萬元。
就在夫妻兩個熱議“以房養老”的好處時,忽然看到一條消息:“以房養老”上海試點悄然停止。有專家分析,“以房養老”牽涉到金融業、社會保障、保險以及相關政府部門,一時間很難調控。加之,國內房地產格局混亂、人均預期壽命等難以預測,都使得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面對 “以房養老”時輕易不敢試水。
現實給李一潑了冷水。韓唯安慰妻子:將來,我們可以靠出租房子養老。比如,把房子租出去住進養老院,加上退休金,應足夠花銷。
老年產業,一塊巨大的蛋糕
聽到韓唯提到養老院,李一堅決說:“但凡有可能我都不會去養老院。太無奈、太孤獨。”李一的堅決反對,很大程度源自中國人深入骨髓的“養兒防老”,不可脫離“家庭養老”的認識。
據2009年的一組統計顯示,北京共有各種類型養老院339家、4萬余張床位,從每月1000多元到近萬元的養老院都可以找到,有些高端養老院條件甚至相當于星級酒店,可以自訂菜單、經常泡溫泉、到郊區旅游。平時,老人們可參加英文班、歌詠班、時裝班、健身班……
“老人最需要的是心靈的慰藉而非物質!”面對韓唯找出的資料,李一反駁道。
李一說,她所期待的養老模式,或許類似于美國推出的“家園共享”計劃——將60歲及以上年齡段相仿,又有興趣共享一個家的個人以“合得來”為前提進行甄選和配對,組合一個新“家”;或者,類似于她在世博會德國館中看到的“多代屋”——不同家庭的老人、年輕人、孩子聚在一起。老人在這里可以得到日常照料,但又不僅僅是被服務的對象——他們在生活中的技巧、帶孩子的經驗等,都可以傳授給年輕人,他們甚至可以做義工,比如幫忙照看孩子、打掃房間,或幫助比他們年紀更大的老人。
李一所構想的養老模式,其實與中國很多專家目前所提倡的居家養老不謀而合。所謂居家養老,是老人仍住家里,但是照料和精神慰藉由所在社區提供。畢竟,在當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動、家庭小型化,已大大沖擊了家庭舊有的代際撫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國老齡委數據顯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達49.7%,這時,一個社區如果能夠整合各種服務資源,為老人提供助餐、助潔、助浴、助醫等服務,將是除家庭養老、機構養老外,另一種非常好的選擇。
李一忽然覺得,養老產業或許是今后就業的一種方向。隨著“銀色風暴”來臨,為老人送餐服務、老人旅游服務等,都可為解決就業提供可能。另外,隨著中國人平均壽命的增加,老年人在退休后也可繼續工作,就像國外出租車司機、服務員等職業中,都有老年人的身影。
80后李一和韓唯的晚年,或許無法像他們的上輩、上上輩……,幾代同堂。他們對于晚景的構想,勢必帶有如今這個時代的烙印。于是,在他們研究了種種養老政策后的某個夜晚,又進行了一場關于晚景的、更為實際的對談。
韓唯說,他希望在他老了時,關于打工就業這件事,人口流動的軌跡會與現在不同。人們更愿意向就近的城鎮或是所在經濟圈的中心城市靠攏,不再一窩蜂地撲向“北上廣”。另外,與未來3億人規模的流動人口配套出現的,是更為完善的公共服務政策、產業布局以及社會保障。
李一說,她希望晚年時,養老保障、醫療資源、社會公共服務等已日趨改善,通過增加就業率、提高勞動者素質、挖掘老年勞動者潛力等手段,中國“銀色風潮”能有所緩解。另外,她希望老的時候,中國偏高的出生性別比有所改善,李一不想自己的兒孫淪為“光棍”命運。
關于晚年,韓唯覺得或許還可以移居山村,就像之前媒體報道過的,在浙江天目山、莫干山等風景區周邊花五六萬元,就可以在山村擁有一間“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每天早上打太極,抽空幫房東干點農活,還能賞花種菜。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山村養老還能帶動當地養老產業,幫助當地農民致富。
“閑下來還能寫寫爺爺奶奶的山村生活。”李一笑著說。其實,這樣的山村隱居她何嘗不向往。她希望每早起床時,對著陪自己一起變老的地球問聲好;而當她最終離開時,能夠輕松灑脫,沒有債務。
(感謝翟振武、李小平、何亞福老師對文章提供理論思路)
中國目前人口問題
在中國人口總量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人口結構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持續攀升嚴重失常,女孩出生數結構性減少;人口流動成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人口轉型過程中的突出特征。
根據種種復雜現狀,中國人口學界提出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其一,人口作為一個整體,應該與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內部的各要素,如規模、素質、結構等有自身的理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