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二胎”：人口發展的方向？
2007年7月，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于學軍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我們國家除了河南省以外，其他省區市的條例都規定：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兩個孩子。而這“不意味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
據介紹，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社會發展和人口發展非常不平衡。各地在發展的不同時期，人口問題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具體的生育政策由各地自行規定。
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四川等省市實行的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有19個省規定，在農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許再生一個孩子；海南、云南、青海、寧夏、新疆5省區的農村，實行的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在西藏等部分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允許生育兩個以上的孩子。還有6個省規定，在農村，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應該逐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但我不同意嚴格的‘一胎化’的做法。在不導致人口過大起伏的情況下，可以逐步過渡到‘二胎’，總的方向是允許生育二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杜鵬認為，“應盡可能使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的生育意愿相結合。但目前立刻‘放開二胎’，也是不現實的。”
這一點，和我國人口學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的人口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的觀點極為相似。翟振武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應是“逐步實現二胎”，而不是全面“放開二胎”。
對于有專家認為是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杜鵬并不認同。他說：“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多因素形成的過程，計劃生育在加速生育水平下降過程中起到了推動作用。解決人口老齡化相關的老齡問題最主要是靠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相應的社會政策，而不是僅僅靠多生育，我們不能回到‘養兒防老’的老路上去。”
同時，杜鵬認為，“今后要靠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社會政策來促進社會進步，而不是靠更加嚴格控制人口的辦法來提高各項經濟指標。靠這種減少分母的辦法提升經濟水平，實行更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更大的社會代價，并不是一個好辦法。”
國家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
2009年1月15日，在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強調，今后一個時期人口發展的總體思路是“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2002年9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對此，于學軍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了必須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一是“十一五”時期，我國正好面臨一個生育高峰；二是一些地方條例對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調，對二胎的生育條件有所放寬；三是任何生育政策大的調整，都可能會出現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穩、健康地發展。
李斌認為，生育率應該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穩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階段。
調整：時機尚不成熟？
有專家認為，應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人口結構，延遲“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應由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的到來。
“現在還沒有到了‘劉易斯拐點’這樣一個時期，并沒有出現類似于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同時出現的現象。我們勞動力還在增長，而且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并出現了一定形式的過剩。即使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在短時間內也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出現短缺。”程恩富和杜鵬都持有相同的觀點。
據有關方面則算，按16歲乣64歲人口計算，2016年將達到9.9億人峰值，2050年為8.7億人，比2000年還多2800萬人，高于目前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因而，從人口結構特征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龐大，勞動力資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國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和制約了人力資源優勢的充分發揮。當前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達47.6%，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勞動力短缺。
因此，著力提高人口素質，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已成為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提高核心競爭力、確保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關鍵。
此外，有關專家認為，人口老齡化是我國人口轉型時期出現的重要現象，也是21世紀發達國家人口發展的趨勢。解決人口老齡化不能依靠多生育子女，而應依靠科技進步帶來的智能化水平提高所創造的高勞動生產率，來為家庭和社會養老積累財富。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認為，我國不僅不能放松現行生育政策，而且還要繼續把城鄉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對夫婦一個孩子”這一底線，即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過微觀上控制每個家庭的規模，宏觀上控制社會的人口數量，來促進家庭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北京大學教授穆光宗指出，獨生子女家庭的“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很多家庭變得“不堪一擊”、十分脆弱。這就要求我們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時候，要盡量人性化，考慮到家庭的合理需求，盡可能把獨子生育的風險“最小化”。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杜鵬表示，今后要靠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社會政策來促進社會進步，而不是靠更加嚴格控制人口的辦法來提高各項經濟指標。靠這種減少分母的辦法提升經濟水平，實行更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更大的社會代價。（記者汪孝宗/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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