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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自從“3.14事件”發生后，中國藏學家代表團連續地出訪歐美各國，目的就是走出去，告訴世界一個真正的西藏。
2008年6月，中國藏學家代表團訪問歐洲議會。
2008年7月8日至15號，由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中國藏學家代表團在英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7月17日，另外一個在美國進行訪問的中國藏學家代表團在華盛頓舉行記者見面會，五天訪問結束后，又馬不停蹄地趕到加拿大。
2008年10月12日至10月24日，中國藏學家代表團前往奧地利、挪威和波蘭進行學術性訪問。2008年11月14日至29日，中國藏學家代表團出訪了意大利、法國、芬蘭、西班牙和丹麥。通過交流代表團發現，因為對西藏的了解不夠，而造成片面理解或者誤解的情況還有不少。于是，如何增進雙方的了解就顯得尤為重要。
代表團的頻頻出訪在向世界介紹真實的西藏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走出去的同時請進來也同樣迫切，甚至更加需要。很多人還記得，一年前“3.14事件”發生時，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北京記者站站長麥杰思是目睹事件的西方記者，正是麥杰斯客觀地介紹了自己目睹的暴亂之初，少數藏民向漢人發起進攻，燒砸漢人經營的商店情況，他的文章也使《經濟學人》成為對西藏3.14事件做出客觀公正報道的西方媒體。
正是認識到了真實的力量，3.14事件發生后半個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了由境內外21家媒體組成的記者采訪團，前往拉薩，對“3.14”打砸搶燒事件進行為期兩天的采訪，隨后不久又邀請了16家中外媒體組成記者團，前往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拉卜楞寺采訪，采訪團包括美國廣播公司、路透社、法國《觀點周刊》、俄聯社、德國《世界周報》等國外媒體，以及三家香港媒體和五家境內媒體。
嘉木樣活佛(拉卜楞寺寺主)：
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可以說是大瘋狂、大暴亂，我們藏族群眾進一步看到了他們的真實面目。
解說：
今年春節剛過，國務院新聞辦和外交部就聯合邀請了9家外國媒體和新華社《中國日報》等三家國內媒體組成的中外記者團再次前往西藏采訪。這些境外媒體在西藏的四天時間里聽取了官方的介紹，并實地走訪了寺廟、農牧區家庭和企業，采訪了他們感興趣的話題。
芹田晉一朗(日本共同社記者)：
沒想到他們有那么大的房子，比我的東京的房子大得多。我看到他們農村的生活很好。
解說：
在外國媒體關注度高，要求進一步采訪的采訪點，國務院新聞辦官員還常常當場拍板決定，滿足記者們的要求，延長采訪時間，直至最后一個外國記者歸隊。甚至按照他們的要求，臨時增加或刪減采訪項目，這次采訪環境的寬松、自由，給外國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說，在自己幾次進藏采訪中，這次采訪是最為輕松愉快的一次。對此，有媒體評論道，中國在面向世界，努力適應世界的同時，也要適應自身不斷增強的影響力，更要樹立與影響力相稱的自信。
主持人：
王局長，我們歡迎外國人來到西藏，但是現在也存在一個問題，因為剛才我們也特別說到了外國人對于所謂西藏問題的誤解，但是我們知道帶著什么樣的目光，帶著什么樣的心態來看西藏，往往看到的就是什么樣的西藏。西方記者也許帶著一種有色眼鏡看，我們不怕這個嗎？
王丕君：
因為真實是最大的藝術，我們一直講西藏是不怕看的，我們認為是不怕的。
主持人：
如果它帶著一種固有的心態，固有的觀點來看你，再寫出一些不利于，或者說和事實情況不符的報道來，我們又如何應對？
王丕君：
這樣剛才也講了，我覺得這個工作主要長期的，主要可能對國情的認識不一樣，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對事情的認識是不一樣的，這樣要作長期的工作，才能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接近客觀。
主持人：
我們也知道有一些外國記者，包括一些外國人對于他們不能夠順利地進入西藏有一些異議，但是我們注意到，去年年底國信辦新聞發布會上，國信辦主任王晨就說過，歡迎外國記者到西藏訪問，我們還將簡化一些入藏的手續。如果這個手續簡便的話，對于外國人、外國記者進入到西藏應該是有正面作用的。
王丕君：
對，是這樣的，實際上中國政府應該一直用開放的心態來歡迎外國記者和外賓到西藏去，但是問題在于現在有一些記者從事了記者的職業不相符的事情，就像去年到了大昭寺、拉卜楞寺電視上也播了，這個對于我們地方政府來講和藏區的老百姓來講，他都不大歡迎，因為有些完全是制造了一些不穩定事端，所以像剛才代表團團長講的，我們藏族最大的心愿就是維持目前穩定的事態，維持目前發展的狀態。
主持人：
但是我們說到請進來的時候，是不是就是把外國人和外國記者請到西藏這么簡單？
王丕君：
還要做交流溝通的工作，因為心結的東西光看還不行，要交流，要從為什么中國政府這么來決定西藏的政策，為什么中國人這樣看西藏，所以現在一般覺得中國人跟西方人為什么在西藏的問題上反差很大，這是一個問題，您剛才也問了，但是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通過交流以后來發生改變的。
主持人：
我們現在的感覺就是真實的西藏，我們想傳達給世界的西藏西方人，似乎看不到，聽不到，或者說看到了、聽到了，理解不到心里去。而他們理解的西藏和我們真實的西藏又相差太遠，這種偏差到底怎么能夠把它轉過來？
王丕君：
我想可能這么幾個方面，一個除了我剛才說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之外，達賴做了五十年的廣告，他定格化以后再去消除事件，第三個方面就是西方人在西藏方面還有一些香格里拉的情結，認為西藏這樣一個地方應該是輕松的、原始的，所以他認為現代化影響了西藏的文化，比如還有在西藏這方面，西方給公眾傳達的信息完全是跟西藏情況不真實的，而我們在國外關于西藏的圖書，因為話語系統不一樣，所以使得落地還是比較少。
主持人：
就像您說的，達賴集團已經做了五十年的廣告，我們這個廣告事業才剛剛起步，才做了10年，這四十年的差距我們能趕上嗎？
王丕君：
我覺得這幾年的變化是很大的，比如像去年以來，要是以前像西方的媒體如果用標題說打倒達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這兩批評達賴的越來越多，像德國、法國的一些電視臺就直接制作的節目就是來直接批達賴的，所以像印度的記者到了西藏去看了以后，他們就認為達拉薩拉藏人的生活遠沒有西藏的好，而且西藏的發展不需要達賴。
主持人：
就是在對外宣傳西藏這個問題上，達賴集團似乎已經搶占了先機，但是對我們來說，現在的工作就是要持之以恒，潤物細無聲地去做。
王丕君：
可以這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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