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東北開始振興之路
２００４年是國家實施振興東北戰略的第一年，在振興元年，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經濟開始提速，東北也有望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圈之后中國第四個經濟增長極。
東北地區總人口１．０６億人，占全國的８．４％，土地面積７９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８．３％。作為新中國工業的搖籃，東北一度成為中國經濟的火車頭，至今仍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之一：原油加工量占全國的２／７、鋼產量占全國１／８、造船產量占全國１／３、汽車產量占全國１／４，等等。東北三省主要經濟總量指標目前約占全國的１０％左右。此外，東北還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基地。
但東北在改革開放中也經歷著結構轉型的陣痛，與其他地區相比差距不斷擴大。為此，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國家正式啟動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明確提出用新思路、新體制、新機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新路子。
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首先是從加強農業開始的，國家今年在黑龍江、吉林兩省實行了全面免征農業稅的政策。今年推出的政策措施還包括增值稅轉型、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等改革試點。而繼２００３年第一批１００個東北地區工業結構調整改造國債項目批準立項以后，２００４年又安排了第二批１９７個國債項目立項，這兩批項目投入的重點是圍繞建設基礎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制造工業基地。此外，國家還大力加強東北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年終策劃：東北試點 牽引全國稅改
中央從政策、資金和項目上予以支持，東北三省也加快推進體制和機制改革，促使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實現良好開局。而在今年下半年，東北三省協作互動機制也進入實質操作階段，在省級決策層和政府相關部門中建立了磋商機制，并將逐步建立生產要素自如流動的統一市場。東北正一步步開始振興之路。
２、“退耕還林” 之變困擾地方經濟
熱行于２００３年的“退耕還林”政策，２００４年伊始就有風吹草動說可能大調整。“兩會”以后，隨著糧食問題被提上日程，“退耕還林”政策隨即變化，將原有的“退耕還林”總任務中的５０００萬畝，縮減到１０００萬畝。消息一出，立即在北方各省引起軒然大波，不少地方財政薄弱、經濟落后而生態保護先行的省份深陷兩難困境。直至５、６月間該問題引發的鏈條式反應仍未平息。
“退耕還林”政策的出臺歷程可追溯到１９９８年，當年長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中國糧食的極大豐產兩件事，最終使國家啟動了“退耕還林”工程，正像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愛民博士分析的那樣，“此前決策的基礎是認為糧食太多了，現在在糧食安全與耕地銳減的雙重因素擠壓下，退耕還林不可避免要受到沖擊，因為它不僅減少耕地，還消耗糧食庫存。”
但由于年內“退耕還林”政策變化后的總體規模和在各省間的分配比例并沒有根據實際情況作更科學、細致的評定，而是采取“一刀切”的策略，這對于此前受該政策影響巨大的西北各省震動頗大，如甘肅省有３２０萬畝農田遭遇退耕難題，農民們２００３年已平整出來的退耕還林地大片地空著，即不能種樹，也沒法種糧；而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將今年的５０萬畝“退耕還林”指標抵減去年已超額完成部分之后，還有３０萬畝已完成的退耕還林地不知該如何處理，個別地區甚至有因大政策傾斜糧食生產而拔掉去年已種的樹苗重新種植糧食的現象發生。
雖然面對新政策帶來的困局，年內西部各省都表現出竭力消化的姿態，然而因為將“退耕還林”作為重頭政策來抓的省份大部分都是西部貧困落后的省份，自身“造血”功能較差，地方財政力量又有限，即便在國家林業局做出積極姿態，承諾給一些地方“根據實際情況追加一定的指標”，但整體表現仍然是杯水車薪，沒能從根本上扭轉政策之變給西北省份帶來的巨大損失。
３、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啟動
６月３日，泛珠三角區域的９省區政府行政首長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廣州簽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這標志著中國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區域經濟合作正式啟動。
基于與珠江流域相連、與大珠三角相鄰、經貿關系密切等三方面因素，泛珠三角區域的范圍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云南九個省（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９＋２”。內地九省（區）的區域面積為全國的１／５，人口的１／３，經濟總量的１／３。加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泛珠三角區域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
泛珠三角走向聯手，是各方發展中的選擇。２００３年７月，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首次提出了“泛珠三角”區域協作的概念。這一合作構想在相關省區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得到積極響應。珠三角腹地狹小，與周邊省份的廣泛協作尚未形成。泛珠三角合作，將為港澳制造業轉移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為港澳剩余資本提供便利的“出口”，降低港澳結構轉型的成本，減緩港澳結構轉型的壓力。而從參與泛珠三角的其他八省來看，有對接粵、港、澳，實現地區跨越式發展的迫切需要。
泛珠三角地區把基礎設施、產業與投資、商務與貿易、旅游、農業、勞務、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設、環境保護和衛生防疫等１０個方面作為合作的主要領域。而７月１４日在廣州舉行的首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上，國家相關部委、泛珠區域９個內地省區和香港、澳門特區的有關部門、企業分別簽署了４７２個合作項目和經貿合作合同，總成交額高達２４１２億元。
“泛珠三角”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在不同體制框架下的區域組合，已成為中國區域合作與發展中的一個新嘗試，也將是中國東、中、西部經濟互聯互動、協調發展的新突破。
４、“民工荒”沖擊東南沿海
盛行了２０幾年的“民工潮”，在２００４年春天的東南沿海竟然開始衰落，進而演變為“民工荒”，對于沉浸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來說，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確是事實，也因此“民工荒”成為２００４年傳媒熱炒的焦點話題。對于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從年初到年尾，傳媒不斷地猜測著。
年初，特別是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減免農民稅費的政策，被各方視為是導致“民工荒”的直接原因，因為這大大激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不少打工者因此回鄉種地。與此同時，今年城市物價漲幅比前幾年要快一些，全年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會在４％左右，同樣民工在城里的成本自然也會升高，這被認為是促使“民工潮”向鄉村回流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觀點則認為，２００４年最早出現在珠江三角洲的所謂“民工荒”，實質上是在農民收益有顯著提高情況下，企業勞動關系緊張造成的對勞動力供給市場的扭曲。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農民工工資標準偏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不到位，以及農民務農收益提高導致比較收益發生變化，是造成民工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有數據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１２年來農民工月工資僅僅提高了６８元。他們由此推斷，制定農民工最低工資標準、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確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將是未來緩解“民工荒”的工作重點。
然而，年末有觀察家指出，雖然本年度“民工荒”并非一個全局性的現象，但卻釋放出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靠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即擁有眾多的廉價勞動力，支撐著的過去連續２５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在“民工荒”背景下還能不能持續下去？看來靠比較低廉的勞動力發展經濟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中國除了這一優勢外，今后還應該挖掘其他更多的優勢，如技術、知識產、服務業等。
５、開發區整頓高調邁進
對于開發區的整頓，可以說是貫穿２００４年全年的一件大事。這起源于年初“兩會”期間各方代表聚焦的“農民失地”問題。一個數據讓“兩會”代表們嚇了一跳：據不完全統計，７年來中國在征用近億畝耕地的過程中，直接造成４０００多萬徘徊在城市邊緣的“失地大軍”，他們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數據明確無誤地展示了問題的嚴重性。于是政策層開始以空前的力度關注“征地”問題，而開發區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年初，大量數據顯示了開發區存在的問題：各地方開發區的規劃面積不僅超過了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甚至超過臺灣島和海南省的面積。在當時國內在冊的６０１５個開發區中，只有２５９個和１５５９個是由國務院、省政府及有關部門分別批準的。于是相關部委立刻行動，至４月中下旬，國土資源部的文件中已經標明全國原有的那６０１５個開發區，已經撤銷３７６３個；開發區的規劃面積也由３．５４萬平方公里縮減到１８．４萬平方公里；開發區共退回土地１６００多平方公里，復耕土地１１００多平方公里。國土資源部連續下函整頓開發區，嚴格用地審批。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土地和開發區的整頓再次進入一個高潮，尤其強調征地補償必須足額到位后方能動工。在年尾驗收開發區清理工作時，從國土資源部展示的數字來看，原有的各類開發區已經核減了４８１３個，占原有總數的７０．１％；規劃面積壓縮了２．４９萬平方公里，占原有面積的６４．５％。
即便如此，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李元在年尾工作會議的講話中依然表示，２００５年，國土資源部將運用“鐵腕”貫徹已經實施的政策，繼續收緊“地根”。對頂風違法批地、占地的，堅決追究法律責任；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著力解決；對違法違規設立的、不具備條件的開發區一定要撤銷，對未經“兩個規劃”審核的開發區，各級地方政府及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一律不得增加新的建設用地供應。
６、政策向好促糧食增產農民增收
總額為１８．５億元的糧食直補資金６月３０日在黑龍江省全部發放完畢，這筆資金也是今年中國發放數額最大的一筆糧食直補資金。在２００４年，１３個糧食主產省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了１００億元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
糧食直補只是中國２００４年以來采取一系列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的措施中的一項。除此之外，政府還拿出了逐步減輕農業稅負、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制度、給予良種補貼、農機補貼、嚴格保護耕地等一系列辦法。
農業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４年年初中央下發了一號文件，主題就是“推動農民增收”。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在糧食主產區每年降低農業稅１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政策，并在吉林、黑龍江兩省進行全部免征農業稅的試點。為此，中央財政安排５１０億元轉移支付資金，用于補貼糧食主產區減免農業稅后地方財政的負擔。
據測算，全國免征農業稅和降低稅率可以減輕農民負擔２３３億元，再加上取消農業特產稅６８億元，今年農村稅費改革可以減輕農民負擔３０１億元。而因糧食價格上漲等因素農民還可增加收入６００多億元。
政策的連續出臺也與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有關。從１９９９年開始，我國糧食產量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趨勢，到２００３年播種面積不足１５億畝，產量只有８６１３億斤，是１９９９年以來最低。人均糧食占有量降到了１９８２年以來的最低點。而２００４年一系列政策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地方干部抓糧食的積極性，保證了糧食生產。據悉，２００４年全國糧食總產增長２５０億公斤基本已成定局，這是全國糧食總產量連續４年下滑以來首次大幅增加，增幅達到６％。增產增收成為今年農業工作中一道亮麗風景。
７、“三荒”困厄長三角
從去年始，伴隨著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滑坡和大批企業外移，長江三角洲的地位凸顯，外加長三角各城市的合作態勢良好，政策等軟環境日趨完善，越來越多的企業、資金、人流向長三角匯聚，一時間，長三角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高地。然而，２００４年的長三角卻讓各方突然緊張起來，隨著貫穿全年的“電荒”、“水荒”的肆虐，２００４年下半年，長三角又敲響了“地荒”警鐘，“三荒”齊襲長三角，使長三角越努力前行就越感困厄。
雖然，年內長三角地區面對“三荒”問題表現出格外的努力，如政策層立刻以長三角“１６城市峰會”的形式，著手商討城市規劃的對接整合事宜，并提出了“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大思路來統籌全地區的發展”的觀點，明確啟動區域城市間“十一五”規劃的銜接，進行特別“議事”，以整合整個長三角區域內城鎮空間的布局和產業布局。
但是，眾所周知，由于土地資源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源之一，土地資源的儲備量通常被視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后動力的主要因素。經驗表明，土地在一定時期內的批量“變現”，通常可以帶來經濟的繁榮，但土地的提前或超量“變現”必然會造成經濟發展的“動力透支”而導致一個地區的經濟后動力不足。
很明顯，改革開放２０多年后，以長三角為核心的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在“三荒”籠罩下，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動力透支”。看來接下來的２００５年，各方應該直面的命題恐怕是，未來的５年、１０年，甚至２０年，中國究竟能拿什么來支撐這一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
８、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帶動西南
在１１月底舉行的中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會議上，雙方簽署協議，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１０個成員之間將從明年７月起至２０１０年５年間逐步取消大部分雙邊貿易關稅。這將為２００５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全面啟動做好準備。
自１９９０年以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一直以年均２０％的速度增長。東盟已連續１１年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則為東盟第６大貿易伙伴。
為使中國、東盟之間的經濟聯系變得更加緊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共同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根據進程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于２０１０年建成。屆時將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從經濟規模上看，將僅次于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成為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
而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的啟動，具有不同地域特色和產業結構的我國地方經濟將更加密切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往來，呈現新的發展趨勢。如：廣西和云南與東盟國家毗鄰，將從國內的地理邊緣變成自由貿易區在物流、商務、投資等方面的中心。以長三角為中心的華東經濟區和以珠三角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區，與廣西、云南等西南省區聯合，將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發揮經濟技術優勢，與東盟合作打造太平洋沿岸的黃金貿易走廊。我國西部地區也將能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種資本，發展西部經濟。
為掃清通往東盟市場的障礙，西南各省區正積極籌劃一批交通基礎設施重點項目。而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加快，西南區域經濟合作開始由內向型向外向型轉變，西南滇、黔、桂三省區急需突破原有的行政經濟運行框架，實現南桂昆經濟一體化。
９、煤電矛盾“高燒不退”
由縱橫南北、無處不在的“電荒”引發的煤電矛盾幾乎持續了２００４年一整年，６月份的酷暑一至，全國的日用電量就創了歷史新高——５９．６７億千瓦時。從北京到成都，從湖北到整個南方電網，從長三角到整個東北，一片告急之聲。在嚴峻的現實之下，以往每年１１月舉行的“節能周”，終于忍耐不住提前５個月拉開了帷幕。面對電荒，政府帶頭發起全國節能運動，試圖以改變每個人的生活習慣來節電、節能，挖掘可挖掘的最大限度的節能潛力用以渡過電荒，緩解煤電矛盾。雖然所有的神經都在緊繃著，但有一組數字依然排列在人們的面前——從全年的情況看，二季度全國電力缺口為２０００萬千瓦左右，三季度預計在２５００萬到３０００萬千瓦左右，四季度至少在１０００萬千瓦以上……
于是盛夏７月，愈演愈烈的“電荒”逼迫著各省大規模搶建電力項目并擬出時至２００７年的煤電項目計劃，如浙江省決定投資５００個億建電網；上海明確投資２００個億用于電網建設，同時簡化地方審批事項，促進地方電廠建設的速度。江蘇省在去年投入１３１個億的基礎上今年再投入１６１個億建電網，投資規模與浙滬兩地賽跑。北京則稱將在未來５年內，專門拿出４２０億建電網，這已被納入北京電力公司初步編訂的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電網“十一五”規劃中。而與此相適應的煤炭開采、煤礦項目也超常擴張著。于是有人擔心“電荒”導致“躍進式”上項目，是否會引發又一輪資源和社會成本的浪費？
與此同時，觀察家認為，煤電矛盾反映出整個國民經濟全局性的問題。解決矛盾最根本的有賴于國民經濟局部過熱的降溫，當然還有煤電價格的聯動等。對于“煤荒”有望緩解的時間，有專家預測，這一矛盾的緩解必須是在明年宏觀調控的措施能夠比較快地產生更大效果的前提下。
１０、中央首提“中部崛起”
在１２月５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現在次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當中。而在今年３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引起中部省份極大關注。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全區土地面積１０２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１０．７％，擁有３．６１億人口，占全國的２８．１％，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的２３％，是中國主要的動力和原材料輸出地區。
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中部六省與沿海發達省市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中部地區ＧＤＰ占全國的比重逐漸下降。一份統計數據顯示：從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２年，東部地區在全國的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１．１％，環渤海地區上升了０．８３個百分點，珠三角地區上升了０．３％，惟獨中部地區下降了１．０１個百分點。而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也使得目前中部的地位有些尷尬，成為東西部發展的“斷層”，有專家為此驚呼“中部塌陷”，中部地區已成為全國的“經濟凹地”。中部地區農業比重很大，農村人口過多，由于靠農業發展的出路越來越窄，而制造業又沒有出現由東部向中部轉移的“梯度效應”，中部地區經濟結構轉型所面臨的國內與國外的壓力將會加大，“經濟凹地”有可能會加深。
“中部困境”的出現和國家長期以來實施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有關。而從長遠來看，“中部困境”實質上是“中國困境”。因為能否實現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戰略難題，而目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矛盾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中央提出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顯示國家已經注意到中部地區所面臨的問題，未來可能會有相關的政策出臺，以扶持中部地區的發展。中部地區各省區也應積極探索如何走出尷尬困境的發展新路，同時，還需協調目前出現的中部各省爭相欲“率先崛起”、相互經濟協作少等問題。（記者 王海坤 莊 琪）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12月3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