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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在確立G20替代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的歷史性轉折中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
2008年以前幾十年里，世界經濟和金融事務或者說全球經濟治理，主要由以美國為首的G7所壟斷。這就是全球治理的“西方治理”。隨著新世紀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世界力量對比出現了西方學者稱之為“大趨同”（Great Convergence）現象，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力量對比差距在縮小。到金融危機爆發時，G7的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已經下降到50%左右。但是，“大趨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并未轉化為相應的經濟規則制定權、話語權和決策權。
2003年出現過第一次轉變。當時，法國在其與瑞士共有的日內瓦湖畔的“依云”（Evian）小鎮主持召開G8（G7+俄羅斯）峰會，邀請了五個發展中大國（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領導人出席與G8的磋商，自此建立了“8+5”機制，使主要發達國家與部分發展中大國第一次可以面對面坐下來，討論協商世界經濟金融面臨的問題。
經過幾年的運轉，“8+5”機制的弊端，特別是其內含的不平等，開始暴露出來。因為，就五個發展中國家而言，“8+5”是在G8/G7召開峰會期間，五國與八國（實際上是西方七國）只有一次磋商，形式多于內容，并不是平等對話、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有效平臺。
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美國、英國、法國等意識到G7已經無法應對危機，需要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參與。于是，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建立財政部長/央行行長論壇得到各方的青睞，大家一致同意把G20升格為峰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密切合作，共同應對空前嚴峻的世界金融危機。
2008年底G20華盛頓峰會和2009年4月初倫敦峰會，為遏制金融危機蔓延、提振市場信心、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G20 成員同舟共濟的合作精神使國際社會看到了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的希望和實踐中的可行性。當時，G20開始考慮下一步怎么辦的問題，是把G20變成全球治理峰會機制并固定下來，還是恢復原來以G7為主、發展中國家為輔的全球治理格局？這是個涉及全球化利益再分配和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大問題。
法國、日本等不少發達國家自然希望回到原有軌道，G7繼續“統領天下”，保持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然而，“一江春水向東流”，世界大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回到“西方治理”的老路，已經不可能了。
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中國提出把G20做強、做實，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因為G20是當今世界唯一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組成平衡、雙方最高層可以平等對話協商的國際機制。G20倫敦峰會后，中方就與美、英開始接觸，研究中國方案的可行性。美國的態度很關鍵，畢竟它是G7和西方國家的核心和“領頭羊”。
2008年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G20內外積極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杰出表現，凸現了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英等對此已有深刻的認識，意識到今后世界經濟金融體系中需要給予中國一些話語權和決策權，而G20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和渠道。世界金融危機中美國遭受重大打擊，中美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和緊密聯系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幾經磋商，美國最早表示將與中國一起推動G20取代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隨后英、法、德等都表示愿意支持。最終，這一表述被G20領導人納入2009年9月美國匹茨堡峰會的宣言。G20也就完成了從部長級磋商機制到峰會機制和全球治理最重要平臺的角色轉換。
世界需要G20，G20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G20。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也就此拉開了序幕。
（作者：何亞非，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前副主任，刊登于《今日中國》法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