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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并非‘大城市化’,”全國政協委員、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說,“中國城市化已進入一個需要考核運行質量的階段,也就是說核心問題不是建設城市的數量、城市擴張的面積,而是城市運行的質量。”
近年來,人口膨脹、空間匱乏、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已讓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不堪其擾。面對壓力,北京市在今年早些時候將“努力遏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寫入該市“十二五”規劃。全國性的“十二五”規劃草案也提出,“大中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緩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壓力”。
事實上,城市綜合承載能力面臨考驗,還只是中國城市化的一面,另一面是如何尊重農民和農民工意愿的難題。每年兩會開幕前,中國周而復始地面臨著“春運”的人口超大規模移動,引發人們對中國城鄉差距與經濟布局失衡的深思。
“現實中,城鄉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正在加劇,30年后,個別地方很可能出現農業勞動力所剩無幾的‘空村’現象,而特大城市人滿為患。”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說。
“十二五”規劃草案,已將城鎮化與“充分尊重農民在進城或留鄉問題上的自主選擇權”等建立關聯。蔡繼明指出,當務之急,是讓農民在土地所有制屬性不改變的情況下,也能分享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土地紅利”。
“沒有農村,城市無法生存,在城市化過程中必須注重‘城鄉互動’,這是當年國際展覽局討論中國申辦世博會《注冊報告》時,向中方提出的誠懇忠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世博會執委會副主任周漢民說。
德國波恩國際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專家多麗·斯菲舍爾認為,德國在城市化過程中相對保持了經濟發展和收入均衡,這是德國“城市病”不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德國城市規劃非常嚴格,對中國來說,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城市規劃,還需要時間。
楊偉民認為,中國“十二五”所提出的“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梳理了一個更為清晰的城市化空間布局,考慮到了城鄉關系、交通干線、文化傳承等,追求不同區域、不同規模的城市協調發展。
此間觀察家認為,在告別“GDP崇拜”的同時,中國也正試圖告別對城市化的盲目崇拜,走向理性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