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工人：相同的命運，不同的人生
一晃近20年過去了，當年的下崗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退休老人”，雖然戴著“下崗工人”的帽子，但他們已在“安度晚年”，不會因為工作而“給政府添麻煩”。
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有關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事實上，第一批下崗工人中，大約有70%已經退休(含去世)，真正在創業前線的不多。就是說，在上海只有約30%左右的下崗工人還在“繼續打拼”。
上海寶山區的仇先生下崗后，曾“不甘平庸”，自主創業。由于“不善經營”，所創辦的公司資不抵債，原有住房被法院封拍，現“無家可歸”，“流浪棲息”于朋友居所。成為“兜戶”(由于沒房子，雖在派出所能查到戶口，但社區已經沒有了自己的居所，戶口只有裝在自己兜里)。
“可能是選項不好，我本人也技能單一。” 仇先生苦笑道。
與此相反，今年53歲的姜為群則從一個街道工廠的“下崗女工”變成了雇員們口中的“姜總”。3年前她自主創業，“當起了老板”。開始做酒類批發，后來又接下云南某“瀾滄江‘原生態’飲品”上海地區總代理，生意做的“紅火了”，已是退休教師的老伴也成了她的“手下”，為她料理“日常事務”。
“下崗不意味著機會消失，只要不懈努力，總有一種成功在等待自己” 姜為群笑著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與選擇創業不同的是，一些下崗工人選擇了另一種人生。
上海兩家棉紡織老企業——上棉10廠和上棉28廠，1996 年聯合組建上海安達棉紡織廠時，需要壓縮4萬落后錠，安置分流2200 余名職工。12年“彈指一揮間”，這批“下崗工人”中，不少人“處境安逸”。
徐匯區宛平小區周三龍就是其中一個。“下崗了只能休息，干嘛再去累。”周三龍說。和他一樣，很多人下崗后在小區中“自娛自樂”。上海很多小區都有棋牌室，“泡杯水，坐半天，麻將桌前享清閑。”周三龍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有點得意。
以養狗和栽花為職業的宛平小區彭大爺，下崗后干脆把自己56平米的房子租出去，自己蝸居在一個9平方米的小間，花擺滿墻外走道，“狗和人住在一起”。
“我的房子租金是1800元，這樣我的生活就‘沒有風險了’。”彭大爺很知足，“我不抽煙喝酒，這樣的日子比‘啊地寧’(外地人)安穩多了。”
而年齡尚輕的“下崗工人”，也有相當數量的“賦閑在家”，加盟老年人的“花鳥人生”。 據了解，目前，上海市下崗工人自謀職業多集中在保安、快遞、司機和保潔。由于有“本地戶口”，他們在這些“行當”的應聘，具有“屬地”優勢。
據《中國經濟周刊》調查，上海很多人“下崗”后，只希望能找到工資與原來差不多的工作，一些“又苦又累、待遇也不高”的活，認為只有外地人才會做。而類似環衛、搬運等一類的工作，基本上是民工來做。遇到春節，連送大米和煤氣的人都找不到。
據一項“上海熱線”對“可就業條件”的下崗工人做的“網絡調查”顯示：在對自己前途的認識上，超過86%的下崗工人認為“沒什么前途，只能混日子”或“只為糊口，不問前途”。
正在研究下崗工人生活狀態的上海理工大學社會學系王波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據我調查，上海市退休的下崗職工由于買斷、內退比例較高，日子比較平穩，和一般市民沒有區別。繼續工作的有30%在國企，在股份制和民營企業中就業的也30%左右，干家政和個體勞動(如擺攤、開店、開出租車等自謀職業)的占40%；去外企的很少，主要是由于技術和知識的儲備不足。”
(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系碩士王軍旗對本文亦有貢獻)
評論 “陣痛”之后的就業政策選擇
伴隨中國經濟轉軌的進程，“下崗”這一充滿過渡意味的詞匯終將逐步淡出歷史舞臺，這主要是因為當年造就“下崗”的機理幾乎已經不復存在。
按照較為嚴格的定義，“下崗”大面積出現的前提是隱性失業大面積的存在。在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下，中國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其實來自于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一旦后者因為制度環境的改變而被徹底整治，原先隱匿在國有企業的大量冗員，就會不可避免地以“下崗”方式顯露出來。
作為改革成果之一，眼下中國的有效勞動需求量與名義就業人數之間的偏差，正在不斷縮減中，新產生的失業也不再以國企減員增效為主因。但是這種“陣痛”的過去并不意味著失業問題的自然消失，其實，中國今后時期可能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恰恰在于如何不斷增加就業數量，且繼續提高就業質量。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又相當落后，這兩條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就業壓力將長期存在，因此，中國的政策取向必須盡早實現由“增長優先”向“就業優先”轉變，若非如此，隨著人口峰值的逼近以及資本替代的深化，中國的就業壓力只會越來越強而非越來越弱。
經濟增長只是就業增長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上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3%，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3，屬于“高增長、高就業”模式。但此后，雖然GDP增速持續攀高，但其對于就業拉動的效應卻越來越小，及至2005年，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就業增長彈性系數僅為0.08。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不僅是內生的，而且本身就是發展所追求的目標，如產業結構升級。除此之外，剩余的那些原因其實很有重新檢視的必要。譬如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新增就業崗位大量來自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以及其他非正規方式，但是這些恰恰為各類“歧視壓制”的領域；再譬如說，1997年以來，由于缺乏彈性，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明顯高于其他單位，這種“勞動趨貴”的勢頭輔之以財政、信貸的傾斜，很容易誘導出國企以資本替代勞動的選擇。
中國政府自2003年起，開始把就業、再就業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目標之一。而國際經驗表明，一國對于多個戰略目標優先排序的不同，完全可以導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鑒于目前及今后時期嚴峻的就業形勢，建議各級政府盡可能地將就業目標向前擺放，及時、有效地引導各類投資按就業吸收能力順次投入。 （葛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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