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皮，走線，機梭飛轉……這是一個手藝嫻熟的補鞋師傅，他叫曹大民，在上海市雙遼支路張華浜小區門口擺了個修鞋攤點。拿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原裝正版”的下崗工人，和曾經的“待業青年”或現在的“失業青年”不一樣，手里曾揣著閃爍著榮光的“鐵飯碗”，當年是上海皮鞋廠“正式職工”。
今年54歲的曹師傅，1990年和自己的2000多個同事一樣，因為工廠倒閉，一夜之間成為“下崗工人”。
據不完全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海先后有100多萬國營工人加入曹師傅行列；在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上海，龐大的產業工人群因為所在工廠的關閉、轉產和改制，紛紛下崗，組成一道別樣的“灰色風景線”。
到了2003年，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宣布：上海市已沒有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已全部關閉，成為首個“下崗工人”消失的城市。
“下崗工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最具悲劇色調的“活化石”之一，他們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時代背景下的其他群體一樣，在歷經觀念、生存和發展的歷練與巨變之后，以嶄新的生活態度和精神風貌融入社會變革發展的大潮中，不僅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代表符號之一，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
“下崗”已成為歷史名詞 “雙下崗”家庭的“苦樂年華”
傍晚，上海雙遼支路有點熱鬧，燥熱一天的市民，三五成群出來納涼。
2008年7月19日，按照張華浜居委會指點，記者找到了正在小攤修鞋子的曹大民。“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身著藍裝，黝黑消瘦的曹師傅一臉平靜，“我的‘本職’工作是在社區做清潔工。”
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自己現在的月收入900多元，自己必須擴充點手藝，“如果不是女兒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家三口生活還過得去”，供孩子讀書，使自己家在經濟上“有些壓力”。
記者調查了解，在上海較早下崗的工人中，與曹師傅處于同樣生活際遇的有不少。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供養一個讀大學的子女，生活顯得“捉襟見肘”。
“這兩年物價漲得老高，錢不值錢，糧油價格都在翻倍，一進菜市‘錢包’就‘吃緊’，我們只好在日用方面減少開支，生活總得過下去的。”閔行區虹莘路紅明小區盧大媽面對記者有點激動。
這位1994年從上海第15棉紡廠下崗的盧大媽說，好在精打細算，還可以過得去。她把自己的置換房“借”(出租)了出去，每月有1800的房租收入。“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師大就讀兒子的生活費，自己住差點不要緊。” 盧大媽告訴記者。
上世紀80年代末，盧大媽的愛人就從上海畜產常豐食品有限公司下崗了，屬于典型的“雙下崗”家庭。
2008年6月16日，在有關方面配合下，記者在上海的靜安新城小區對下崗工人作了一次粗略的調查。下發問卷100張，回收91，調查對象是45~60歲的國營企業下崗工人。
收回的問卷表明，夫妻雙下崗的家庭比例相當高，占了66%。而且，他們的家庭結構較為相似，都是夫妻倆帶一個正在讀書的孩子。
這些人大都從城中心靜安區遷來。拆遷時，或許為了“心理安慰”，當地政府把這個小區取名“靜安新城”。據不完全統計，這里住著下崗工人2000余人，可以說是上海市“下崗工人”的一個社會縮影。
“哄鬧”的龍茗路兩側，不少是下崗工人擺的地攤。
去年，上海市允許部分街道“擺灘”，也為許多“下崗工人”擴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間”。
“雙下崗”家庭中，有50%的被調查者“碰到了經濟困難”，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學的，但是他們大都相信“困難是暫時的，孩子一畢業，找到工作就好了。”
受調查的吳女士今年47歲，兒子在浦東建橋學院讀大三。“我們夫妻一個月收入平均起來3000左右，節約一點，再咬咬牙堅持一年，等孩子一出來(畢業)，找個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吳女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這是理論層面的‘雙下崗’，但不是時下說的‘零就業’。因為他們還在外面做點買賣，還算是有生活出路的。其實，‘雙下崗’是指夫妻倆同時下崗，無生活出路的。” 該小區居委會黃先生補充。 政策扶助“下崗工人” 從1996年開始，上海市對新增勞動力發揮“市場配置”的作用，“斬斷”福利體制對勞動力市場的“干擾”，在全國率先建立再就業服務中心，為國企冗員分流架一座從“企業到市場”的橋梁。
據《中國經濟周刊》調查了解，在1997~2000年期間上海市第一批下崗的工人，當時大都在50歲以上，在社區或居委會的幫助下，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少數兼職)，有的通過房子的調租，加上普遍覆蓋的失業保險，完全可以解決“溫飽”問題。
按照上海市有關方面的說法，他們已經不再是“下崗工人”了。
和北京一樣，上海也是“戶口高地”。外地人的就業因為戶口受到了不小的限制，比如出租車行業，沒有上海戶口，再有技術也進不了這個行業。從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就業壓力，一些下崗的國企工人加入了這個行業。
上海“大華出租”的吳桂明經理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排除本地人好管理因素，出租車隊吸納‘下崗工人’，既支持了政府，又促進了上海地區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在最低工資等方面也提供了政策保障。據了解，從2008年9月1日起，上海市職工月最低工資標準由之前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時工最低工資標準由6元提高到6.5元。上述調整后的最低工資為實得收入，個人應繳納的基本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由單位另行支付。該市連續14次“拉高”最低工資標準和生活標準，是為了“抵沖上升的物價”。
《中國經濟周刊》從上海市政府了解到，從2008年8月1日起，上海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20元。
而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經從7月份起，對本市城鄉低保家庭每人每月再發放15元臨時補貼。
這些政策細密如“網”，極大地保障了“下崗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據調查，上海市“下崗工人”的家庭收入主流是1000~2000元，超過60%。這些收入主要應付日常生活、醫療和交通，生活處于“相對穩定狀態”。
“與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沒有下降，但也沒有較大改善。”靜安新城居委會黃先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下崗與失業并軌 2008年3月，上海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分管政策法規的副局長張劍萍，在東方新聞網接受原下崗職工的網上公開咨詢時再次表示：“本市再就業工作已經結束，再就業中心已撤消，之后不再對進再就業中心下崗人員的生活費標準進行過規定，也不再存在原來的‘下崗’概念。”
事實上，在2004年初，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已經表示：截至2003年12月，上海就宣布不用“下崗”一詞，而是納入失業統籌；在上海，“下崗”已經成為歷史名詞。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本世紀初，上海產業結構大調整，很多紡織廠、電子廠等基礎工業企業通過“關、停、并、轉、改”，產生了大批的“下崗工人”。不過，記者采訪多家相關機構和單位，都無法得到精確的數字。
2008年7月17日，上海市總工會朱小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目前，上海市在職和失業人數無法準確統計，‘有的失業，但是勞動關系還存在’，而且每個單位都不一樣，以前的‘下崗工人’更難以精確算出。”
“下崗工人估計應該有100多萬。和國內其他地方一樣，上海市下崗方式也有5個類型：買斷、內退、‘兩不找’、解除合同、發生活費。”上海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王波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作為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上海，對于下崗工人的生活保障很關注，投入了不少。”
統計表明，上海市下崗工人以“買斷”類型居多，占總數的80%。“這說明上海市的企業改制工作較為徹底，絕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完成了身份置換，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相對穩定。”上海市總工會人士指出。
2008年7月12日，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相關人士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下崗工人的概念起于上世紀90年代初，但是在早些時候，本市“再就業工作”已經結束，實現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因此原來的“下崗”概念已在公眾的視線中消失。
“不管是尋求再就業、還是自主創業，均能享受相應的優待。”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李家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上海市規定，其社會保險的繳費基數，不低于政府公布的當年城鎮最低工資標準。”
“下崗與失業并軌，下崗職工將盡早進入到失業狀態。而后，市里的失業保險機制就可以覆蓋在他們身上，社會也啟動相關機制幫助他們尋找就業機會。總體上看，目前，上海地區的原‘下崗工人’生活基本上平穩。”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這位人士告訴記者。
資料鏈接 “下崗工人”，是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個新概念，指仍隸屬與某企業單位，因各種原因被精簡下來后，沒有再找到其他工作的人。
作為一個歷史現象，下崗工人出現的起止時間模糊，具體數字難以統計。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下崗工人在30年改革開放的中期出現，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國企改革向縱深發展時期。其間，每年下崗工人人數都維持在700～900萬之間。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相關統計，中國歷年累計的下崗職工約3000萬。從地域分布看，下崗職工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東北三省占25%；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
多年來，國家高度重視“下崗工人”問題。1998年出現“下崗”高峰之后，國家著力建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全國實施的兩期“三年千萬再就業培訓”計劃中，共有2000多萬人參加了再就業培訓，使1680萬人實現了再就業。
與此同時，要求各級政府把“再就業”做為“民心工程”來抓，各地開始將企業裁員逐步依法直接納入“失業保險”或城市“低保”，并積極推進“再就業”工程，使“下崗工人”這一特定人群正逐漸消失。
目前，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七個省份已關閉了“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實現了從“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業保險”的并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俊才/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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