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也罵了、嘆也嘆了，飚升的房價依然是我們盤點2006民生現狀里的一座大山。從國務院的宏觀調控到地方政府的微觀調節，奈何房價像脫了韁的野馬，似乎早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12月28日《新京報》消息：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日前撰文指出，我國今年的房產宏觀調控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房地產市場是不穩定的，過熱勢頭仍在。“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但同日的《南方都市報》上的消息似乎并沒有帶給我們一個關于2007房價的美好預想：廣州建委主任稱明年房價還會穩步漲，無炒樓現象。
中國房市的詭異堪稱世界之最，無論從古典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你都基本上把握不到它神奇的脈搏，老百姓最關心的不是政府出臺了多少貌似完美的制度設計、也不是良心經濟學家對房產商的詛咒和N年后人人買得起的遙遠預言，我們最關注的是：為什么這幾年房價越調越高、到底應不應該有人站出來為飆升的房價擔責？在房價的絕對值上，我們洗耳恭聽了不少“國際慣例”，也對巴黎東京的高價房開了眼界，但“房價”和“房價比”是兩個問題。也是在我們房價一路高歌的2006，韓國總統府宣布：建設交通部長官秋秉直、青瓦臺宣傳首席秘書李百萬和青瓦臺經濟輔佐官丁文秀，為了對日前發生的房地產政策失敗產生的爭議負責，向盧武鉉總統呈遞了辭呈。當然，“引咎辭職”有著制度傳統等復雜背景，我們自然也不會簡單地拿人家的建設交通部和我國的職能部門類比，但有一點：“作為人民利益”代言的政府應不應該有人為高不可攀的房價擔責呢？遺憾的是，在這場價值考量里，我們要么看到學者專家和開發商打嘴仗，要么就是政府部門的發言人出來“理性”地預言——而預言的基本內容都不看跌只看漲。
在房價這個問題上，政府應不應該繼續扮演超脫于商品買賣關系之外的第三者呢？阿瑟.奧肯有句名言：“平等和效率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權衡的社會經濟問題，我們無法按市場效率生產出餡餅之后又完全平等地進行分亨。”就算是一個純粹市場經濟下的餡餅城市，也難免有餓死一片的厄運——何況，我們眼下的房市還不是一個正態的商品市場。房價問題，不是經濟學問題，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誠如專家所言：城市人口數據掌握在政府手里、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供給指標掌握在政府手里、銀行信貸信息掌握在政府手里、關于住房的公共政策資源掌握在政府手里……那么，有什么理由認為地方政府不應該為房價猛漲擔責呢？中國的房地產是非常地方性的市場，這也是中央的調控為何屢屢“未達到預期效果”的關鍵——時下而言，火燒眉毛的不是要自上而下的政策補丁，而是推進供地體制和房價確定機制的改革、厘清地方政府“賣地式經營城市”理念和房產天價之間的曖昧瓜葛。往大處說，高昂房價背后涉及的地方政府權力歸置問題、公眾弱勢與開發商強勢博弈等問題，說到底，無一不是民主生成、利益制衡的“政治大問題”。
在房價這個問題上，開發商是無須擔責的，追逐利潤最大化是所有商人的最優選擇，只要他不違規不違法。但政府部門是不是也能兩手撇清說高房價都是市場惹的禍、跟自己無甚關系呢？別忘了，2006年任志強說：“我們是當丫鬟的，都是政府說了算”——這話從某種層面來看也許就是一封舉報信：舉報著某些職能部門、責任人對房價應盡而未盡的責任。面對飆升的房價，如果繼續沒有人為它的妖艷異化擔責，那么2007的明天，安身立命的居住權依然可能值得我們擔憂。(作者：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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