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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改革突破口在哪兒?
鄭新立:土地制度的改革應當說有的地方做的不錯,像重慶實行了地票市場制度,連續實行了七年。部分農民退出了宅基地,退出了集體經營型建設用地的使用權,退出了集體資產的收益的分配權。那么大體上一戶農民能夠拿到財產性收入50多萬,農民拿到50多萬到城里去可以去買房子變成城市人口,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務,留在村里面的人拿著這些地去進行規模化經營,也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另外城市里面新的投資人,他們需要建設用地,通過地票市場來購買土地,那么農民轉出的宅基地平均一畝的價格也不過20萬。這樣一個價格,又降低了城市工商業的投資成本。所以重慶市這些年,增長速度已經連續3年保持11%領跑全國。
重慶這么一個西部山區的地方,交通又不方便,大量都是山,為什么它能領跑全國呢?
關鍵就是釋放了城鄉一體化的這個強大的動能,有利于城鄉的協調發展。所以當前的改革,我認為應當把重慶的經驗在全國推廣,建立全國統一的土地市場,使我們土地的交易能夠跟勞動力的流動相適應。
因為勞動力的流動是全國性的,我們中西部的大量的農民工留到了沿海,沿海需要建設用地,它從中西部這些農民工退出的宅基地來購買這個用地的指標,來滿足沿海建設用地的需要。同時中西部這些農民工退出的宅基地也可以賣一個比較好的價格,他們在城里買房子這個底氣會更足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提出農村的宅基地的退出只能賣給本村的人,本村大部分勞動力、青年勞動力都轉移到外面去了,本村是沒有市場的。所以這樣一個規定等于是把農村宅基地轉讓的市場給限制了,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做下去了。所以要盡快落實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允許這“三塊地”轉讓,并沒有提出只能在本村轉讓,像重慶它在一個市的轉讓就可以產生這么大效應,如果能夠占領全國的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全面實行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加和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政策,那將會激發出巨大的發展潛能來支持經濟的增長。
記者:您認為,實現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應重點做好哪些的工作呢?
鄭新立:實現全面小康是我們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的戰略目標。習近平主席講到2020年我們全面建成小康不要落下一戶,不要落下一個人,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緊迫的任務,因為到2020年還剩下4年的時間,我們要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幫助這些還沒有脫貧的居民盡快脫貧致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即使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優勢,要善于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優勢,發展自己的特色產品。比如寧夏到處都是沙漠,在沙漠土地上種枸杞、種葡萄,形成了它的優勢特色產品。像貴州、新疆一些貧困地區,通過發展藥材、發展畜牧業等等,也都找到了脫貧致富的辦法。現在一個是要改善這些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我們要通過政府的投資的傾斜來幫助他們完善基礎設施。另外條件實在比較差的,幫助他們能夠實行易地搬遷,把他們從那些不具備生產生活條件的地方,搬到條件比較好的地方。現在好多地方的經驗也值得推廣。
另外最重要的還是要通過教育扶貧,通過提高貧困人口的就業能力、勞動能力使他們能夠找到一個收入比較高的工作,所以最終還要通過教育上的平等來實現收入上的平等。
(主持人:劉芳奇;編輯:王虔;攝像:唐偉強;剪輯:楊若曦、黃國賓;本期策劃:王振紅、楊睿;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聯合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