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創新能力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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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這次專題研討班的主要任務是：深入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特別是深入學習領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更好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五中全會閉幕兩個多月來，各地區各部門在宣講闡釋、學習領會、宣傳引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積極成效。同時，我們要看到，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任務繁重艱巨、形勢復雜嚴峻，貫徹落實五中全會精神要聚焦發力，首先必須下功夫領會好、領會透。這是黨中央把大家集中起來進一步學習研討的主要考慮。
下面，我講4個問題。
一、關于深入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
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講了多次，今天換個角度，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講講。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實現這樣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并不容易，對我們是一個新的巨大挑戰。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
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全面認識和把握新常態，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大角度審視我國發展。
從時間上看，我國發展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今天的新常態是這種大時期更替變化的結果。
我國古代以農業立國，農耕文明長期居于世界領先水平。漢代時，我國人口就超過6000萬，墾地超過8億畝。唐代長安城面積超過8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00萬，宮殿金碧輝煌，佛寺寶塔高聳，東西兩市十分繁榮。詩人岑參就有“長安城中百萬家”的詩句。北宋時，國家稅收峰值達到1.6億貫，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那個時候，倫敦、巴黎、威尼斯、佛羅倫薩的人口都不足10萬，而我國擁有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業革命發生后，我們就開始落伍了，西方國家則發展起來了。鴉片戰爭后，我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工業革命機遇沒有抓住，盡管民族工業也有一些發展、外國資本也有一些進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場”、天津的工業、武漢的軍工生產也曾名震一時，但總體上國家是貧窮落后、戰亂不已的，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掉隊了。這一狀態持續了百余年。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安下心來，使我們可以建設我們國家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上世紀50年代，國家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后來，由于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的錯誤，還發生了“文革”那樣的十年浩劫，加上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不夠深入，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未能順利持續下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30多年來，盡管遇到各種困難，但我們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開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年超過法國，居第五；2006年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2009年超過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國制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
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后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經濟發展面臨結構調整節點，低端產業產能過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產業要加快發展，過去生產什么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的情況不存在了。經濟發展面臨動力轉換節點，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經濟增長需要更多驅動力創新。
從空間上看，我國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種變化的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大踏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國際市場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和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機會基礎上的大規模出口和外向型發展，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1979年至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快速成長為世界貿易大國。
我國出口快速發展，也得益于西方國家黃金增長期釋放出來的大量有效需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結束黃金增長期，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業化、產業回流本土的進口替代效應增強，直接導致我國出口需求增速放緩。西方國家等強化貿易保護主義，除反傾銷、反補貼等傳統手段之外，在市場準入環節對技術性貿易壁壘、勞工標準、綠色壁壘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稅、設置出口配額等出口管制手段引發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我國近9年來連續成為世界上受到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較快，東盟等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憑借勞動力成本和自然資源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產業和訂單向我國周邊國家轉移趨勢明顯，導致我國出口競爭加劇。
全球貿易發展進入低迷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態勢。據統計，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增速一直保持快于經濟增速的態勢。近年來，貿易增速明顯下滑，連續4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日本都經歷了出口快速增長期，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從他們的實踐看，當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達到10%左右，就會出現拐點，增速要降下來。我國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改革開放之初不足1%，2002年超過5%，2010年超過10%，2014年達到12.3%。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增速拐點已經到來，今后再要維持出口高增長、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高比例是不大可能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經濟增長動力更多放在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上。
在認識新常態上，要準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其一，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并沒有好壞之分，我們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其二，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裝。新常態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不要濫用新常態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態”，什么文化新常態、旅游新常態、城市管理新常態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現象都歸入新常態。其三，新常態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于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這個道理，我講過多次了。
新常態下，盡管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我們要把握這些大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推動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