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一輪產業與科技革命的全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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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價值鏈中中國仍處于中低端位置
數據來源：OECD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當前，國際產業力量加速調整，國際經濟體系變革進入了深水區和空前復雜期，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展開更為激烈的博弈與角力，主要體現在一些新產業和新科技領域，因此，中國亟待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一、基于全球價值鏈對世界經濟的新挑戰
價值鏈是全球經濟循環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誰占據了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整個價值鏈的財富流向。未來全球競爭是價值鏈競爭，構建中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戰略應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關鍵。
全球價值鏈主導全球貿易格局的深層次改變。近十多年來，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產品內分工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以產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為產品內貿易，從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全球價值鏈分工”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最終產品經過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階段的生產；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參與生產過程并在不同階段實現價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個國家在其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
據統計，世界貨物出口量平均增長速度，1913年-1938年僅為0.7%，1948年-1990年為6%以上，1990年-1997年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紀50年代初僅為5%，70年代初為10%，90年代初達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2011年世界貨物貿易額平均增長7%，2013年已經達到18.78萬億美元，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對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全球市場依存度日益加深，但與此同時，全球價值鏈也給國家經濟安全帶來新的挑戰:
第一，全球價值鏈加強了全球經濟的協同，放大和加快了沖擊的國際傳導，放大了全球貿易增長或下降的波動風險。原因是鏈條上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位于不同國家，造成中間貿易品跨境貿易頻繁，從而貿易量受沖擊的程度被放大；同時全球供應鏈條高度復雜，各環節聯系精密，其中某一環節發生問題，通過結構效應和供應鏈效應將很快傳遞到整個貿易生產鏈條。
結構效應針對全球價值鏈上對外部收入變動更為敏感的特定產業和地區，如耐用品部門和東亞地區。當危機來臨時，消費者通常先大幅削減耐用品消費，對必需品的消費下降較少。2008年耐用品占全球貿易比重接近40%，耐用品貿易的大幅下降是金融危機期間全球貿易量萎縮幅度超過GDP萎縮幅度的重要原因。東亞地區由于更深地融入全球價值鏈，變得更易受美國和歐盟經濟周期的沖擊。
供應鏈效應指全球價值鏈的內部特征會加快或放大商業周期的沖擊程度。如鏈條上中間品跨境貿易對系統性貿易沖擊的敏感度顯著上升；供應鏈上任意節點因商業周期沖擊而進行的存貨調整，會沿著供應鏈快速傳導，存貨在相應企業生產中的地位很可能放大商業周期的沖擊程度。
第二，全球價值鏈放大了中間品進口比例高的企業受關稅影響的風險。這是因為全球生產鏈的延伸拉長使中間進口品多次穿越國境，每次小額關稅的積累終將拉高出口企業實際承擔的關稅負擔。OECD關于全球價值鏈的貿易政策報告顯示，2009年中國制造業總出口關稅只有4%，但換算成出口國內增加值所負擔的關稅時（即中國出口商實際負擔的有效關稅），升高到了17%，高于美國、歐盟、日本、越南等國。
第三，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跟隨企業可能面臨“低端鎖定”風險，并引發社會、環境、勞工條件、職業安全與健康、就業保障等諸多問題。面對全球化分工體系的不合理性，提高我國利用外資的層次，需從根本上扭轉我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縱向分工體系中的不利地位。近幾十年來，世界范圍內所呈現的市場日趨碎片化，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縱向分工體系。處于全球價值鏈上端的終級采購商和品牌商，憑借其對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技術標準和品牌等掌控，通過全球排布供應鏈，將價值鏈下端中間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他國，不僅緩解了本國的資源環境壓力，并從中獲取了高額壟斷利潤，而且通過合同關系牢牢控制著全球供應商。
總而言之，全球價值鏈對國際貿易帶來的風險源包括：經濟風險（如需求沖擊、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全球能源短缺、關稅波動、勞動短缺、邊境延誤、所有權或投資限制、匯率波動）；環境風險（如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和疾病傳染）；地緣政治風險（如沖突與政治緊張、進出口限制、恐怖主義、腐敗、非法貿易與有組織犯罪、海盜）；技術風險（如信息通訊阻斷、交通基礎設施故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