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嶺談中國慈善事業發展遠景 改變"為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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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事業發展需做六件事
任玉嶺建議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需要做好以下六件事。
第一，強化全民的慈善意識。中國是禮儀之邦，善孝傳統悠久，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傳統現在變得十分淡薄，明顯落后于其他國家，國外很多人的慈善意識非常強，他們把捐助錢物作為一份社會責任。相比之下，中國很多企業家慈善意識遠不及外國的一些企業家。
第二，必須改善慈善工作中的權錢交易。金錢至上，必然滋生貪官污吏，導致在各種場合下權錢交易的發生。任玉嶺痛心地說，中國的慈善事業在有些情況下，已經變成了交易手段。有的人做慈善事業要求有回報，有的為升官，有的為發財，更有些人專門在某些領導在場的時候表現自己，把要好項目，要好樓盤，甚至要職位作為交換條件。
第三，善款的使用必須更加公開透明。很多企業家都說不是不愿意捐款搞慈善，而是捐款后不知道這些錢到哪里去了。負責募集善款的基金會和協會，需要克服為小團體利益服務的傾向，需要使善款的用途更加公開和透明，更要防止使用過程中出現腐敗行為。
第四，中國需要早日出臺遺產稅。任玉嶺回憶說，他80年代初到英國考察時，當時英國的工業部長介紹說英國遺產稅是80%，20%留給親屬。任玉嶺認為如果有了遺產稅，大家的發展都是為了社會，這時候，很多事情就好辦了。現在機制問題沒解決，大家都在拼命賺錢，拼命為親屬、為子孫找錢，不僅導致人情關系代替了政策，而且也為賄賂腐敗埋下了禍根。
第五，設置慈善商店，搞好對被捐物的收集和轉運。任玉嶺介紹說，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為了暢通富裕家庭多余的物品，向貧困家庭流動，實現扶貧濟困，很多城市都設有慈善商店，一方面為很多人做慈善捐物搭建了平臺，另一方面也為城鄉貧困人口，對一些物品的急需，開創了新的單元。而中國有些扶貧工作拒絕舊貨物、舊衣服的捐助，這不僅不符合物盡其用，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也削弱了扶貧濟困的力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為了使慈善工作在爭取捐助資金的同時，也能爭取得到更多貨物的捐助，應該提倡和支持慈善機構在各地興辦慈善商店，專門接受物資的捐助。一方面可以用最低廉的價格，賣給城市的窮人，另一方面可以經過加工整合轉移到貧困地區，向困難人群捐助，基于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很低，還有兩億人口未能脫貧，應該加大這項工作力度，讓更多的城市居民參與慈善事業，參與扶貧濟困。
第六，轉變發展方式，搞好科學發展。慈善事業的服務對象是貧困人群，但在貧困人群過大的情況下，慈善事業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國家要力爭把貧困人口的數量降到最低限度，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轉變發展方式，搞好科學發展，必須在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方面狠下功夫。
任玉嶺列舉了詳細數據加以說明：
一是地區差距大。據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統計，2001年中國31個省區市區域差距是1:13，美國50個州的區域差距是1:2，英國16個郡的區域差距是1:1.68，可見中國的地區差距太大了；
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據統計，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率，由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7：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擴大到2003年的3.2：1，差距明顯趨于擴大，且大大高于世界銀行有關城鄉居民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的水平。世界勞工組織曾經在世界上挑了47個城鄉差距大的國家，結果超過2：1的，只有三個國家，中國是其中之一；
三是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在八十年代，日本的貧富差距是1:4.3，美國是1:7.1，中國是1:27。2009年，財政部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相差了32倍。
任玉嶺總結說，由此可見，由于這些差距造成了住房困難的人多，討錢要飯的人多，留守兒童多，孤寡老人多，給慈善事業的扶貧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任玉嶺呼吁，要根本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就必須轉變發展思路和發展路徑，要更加重視區域統籌、城鄉統籌。應該把政府省下的錢用于改善民生，這比慈善要來的更快，比慈善捐款要來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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