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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從東南亞海嘯到汶川大地震，從“9·11”到菲律賓巴士血案，天災人禍密集發生，逝者已矣，生者雖名為“幸存”。但他們絕不是幸運：劫難猝不及防，他們深受創傷，痛失親友。他們甚至從此活在夢魘中：死亡的回憶，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憤怒……要重獲心靈的平靜，他們往往要面對漫漫長路，更需要真誠的幫助、陪伴與支持。 在海外，針對受災者心理的調研和援助，已發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國內地，這是一片更復雜，更需要經驗、耐心去攻克的災后世界。
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來的災區民眾，開始接觸到中國內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與社會對菲律賓血案受害者的及時支援，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療傷的范本。
第一時間的心理急救
隨著大巴士內傳出“砰砰”幾聲槍響，電視機前的香港人立刻陷入了緊急而焦慮的狀態。
這是2010年8月23日晚，菲律賓警方與劫持香港游客的門多薩談判破裂，劫匪開槍。
香港特區政府立即啟動緊急應變計劃，馬上派出一支救援隊伍，陪同受害人家屬飛往菲律賓。隨行隊伍中包括一位資深社工和兩位臨床心理學家。
“當時大家都是深夜臨時上路的。明明準備好要接旅行的家人回來，卻變成自己要趕去當地，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的到底是什么。即使看了直播，但機艙中每個人都缺乏資訊，不知親人生死，感到非常彷徨和焦慮。”社會福利署救援服務的總統籌劉家祖醫生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語氣仍然很沉重。
飛機上的家屬男女老幼皆有，盡管還沒有親眼見到死傷情景，傷痛激動的情緒還沒有爆發出來，但每個人都是一副惶惑不安的表情。有的家屬不愿意接受事實，一直抱著僥幸的心理，有的則從一登機就開始覺得難受，需要心理專家不斷教其深呼吸和放松。
陪同的心理學家和社工小心地觀察著家屬們的反應，跟他們交流溝通，讓他們知道自己哪些反應是正常的，應該怎樣放松自己。“作為心理輔導工作者，我們不會一味安慰，給他們一個假的希望，也不能讓他們提前絕望。我們只能順著他們的情緒，教他們一些方法去控制和放松。”
從下飛機趕往現場開始，是一切混亂和悲痛的起點：
看到現場血淋淋的場景，家屬們的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痛哭流淚的，歇斯底里的，幾近昏厥的……隨隊醫生不得不動用了鎮定劑，才使一些家屬平靜下來。
雙手受傷的陳國柱，在傷痛中仍不斷想打聽女友易小玲的消息，可是哪里找得到，醫院已經亂作一團；幸存的人質一邊安慰哭泣的家屬，一面向在場官員重復家屬的要求：帶他們尋找出事的親人，但就連官員也不知道傷亡者送往了哪個醫院……
此時，心理醫生們最緊急的任務，是開始“心理急救”工作，但這并不是給當事人做心理輔導或者治療。“在身體受傷時，急救人員的首要任務便是幫傷員離開危險的環境，防止傷口感染惡化，在最短時間內穩定情況。心靈受傷時也是一樣的道理，心理專家們必須先將當事人內心的傷口打包好，不讓它繼續惡化致人崩潰，等盡快把他們帶回香港后，才能進一步進行心理治療。”劉家祖說。
最能幫助當事人控制情緒的，并不是安慰和勸解，而是為他們實務性的需求幫上忙。因為每位當事人都陷入了混亂和忙碌中：“要去哪里認尸？在哪里尋找傷者？”“我聽不懂菲律賓語，請問我家人的情況到底怎樣？”……這一切紛亂的事務都嚴重影響著他們的心理，讓他們瀕臨崩潰。
劉家祖說：“剛剛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許多事情都需要有人幫忙處理；而且，如果傷者和家屬在彷徨時能聽到熟悉的母語，對他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當一位家屬給香港的親人打通第一個電話后，她的心情稍微平復下來了。在隨行人員的幫助下，受傷者的家屬打聽到了病人詳細的情況，并有隨行醫生向他們耐心地解釋；而聽到熟悉的母語，受傷者也終于有了一些安全感；難以入睡的當事人，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得到了一定的睡眠和休息，這樣才保證了他們在接下來幾天內，有精力應付各種事務，不至于更加混亂。
劫難發生4天之后，緊急救援行動的最主要目的達到了：第一時間將所有當事人送回香港。除了幾位重傷者要坐醫療專機回港外，所有家屬和傷者都回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