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認為自身競爭力在變化
隨著越來越多的海歸選擇歸國創業，人們看待海歸的眼光已經越來越理性。早在2006年，智聯招聘網曾對100家擁有海歸的企業調查表明，與5年前相比，有92%的海歸認為其競爭力“下降”了。
海歸創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資金，如何拿到更多的錢，是海歸面臨的一大挑戰。
項目與資金對接不只需要政府的資助和扶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項目和團隊。
如今，越來越多的海歸選擇以團隊的形式強強聯手，優勢互補。
“現在，人們看待海歸的眼光越來越理性化，估價也不再盲目。海歸在事業起步時期的處境相比過去要艱難許多，心理落差不可避免，要做好吃苦的思想準備。海歸對自身期望值過高，其實相當于把回國創業的門檻也墊高了，為自己設了道障礙，最終導致難以跨越。”
——留學新西蘭海歸 杜振寧
“相比5年前，海歸不僅不再像過去那般受寵，許多先天不足的劣勢也在逐漸顯現。比如缺少實際工作經驗、對市場環境水土不服等，創業成功率在下降，對于剛回來的人更是如此。現在，很多人已經從對海歸的盲目期望中走了出來，回歸到比較理性的狀態。”
——留學德國海歸 劉 珂
端不平的家庭事業
理不清的社會關系
“我身邊有不少與我年齡相仿的海歸朋友，聊到創業，很多人表示，雖然面臨著種種現實的困難和阻礙，但是說到底最能影響他們創業心態的，還是家庭。”
說上述話的人名叫杜振寧，10年前赴新西蘭留學，現在已是煙臺塔斯曼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總裁。談起回國創業，他動情地說：“老一輩的海歸，在國外的生活比較優越，有事業，有房子，有車子，卻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在我所接觸到的留學生圈子里，80%的人都希望回來，中國人‘尋根’的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與生俱來的。”而說起創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他表示，只有生活上適應了，心態才能放平，調整好了心態，創業才能有保證。“對于比較年長的海歸來說，回國創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其實是生活。”杜振寧惋惜地說，一些老海歸雖然自己回國了，但是家還沒有完全回來，家人、孩子都在國外，形單影只的孤獨導致他們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容易打退堂鼓。“海歸創業的物質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它們一個是支架，一個是靈魂。歸國人員的家庭安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杜振寧說。
另一方面，有些海歸由于旅居海外多年，對中國國情的印象漸漸淡化，缺乏對文化、社會以及商務規則的認識，創業時容易陷入偏離市場需求并與國情相悖的尷尬境地。加拿大加達國際商務投資集團總裁閆長明犀利地指出，海歸在創業探索中過多套用國外模式，沒有結合中國實際，是創業過程中的硬傷；而無法融入現代中國的文化氛圍，不會處理身邊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則是海歸創業者的隱痛。杜振寧建議海歸在處理社會關系上多下些功夫，“海歸要做聰明人，回國后就要快速適應這里的文化氛圍，學會跟團隊成員打交道，跟工人打交道，跟市場打交道，跟政府打交道，還要跟媒體打交道……不能協調好各種社會關系的海歸，是無法承擔起領導和統帥一個企業的責任的。”
夠不著的資本：海歸心中的陣痛
身為山東靶點藥物研究有限公司總裁的劉珂，20年前受國家公派赴德國波恩大學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感覺到中德兩國在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上差距很大，那時的中國基本沒有市場經濟的概念，沒有錢，創新的東西也很少。我可以在德國看見日本的索尼和韓國的三星，卻完全找不到中國的痕跡。這些對我的觸動很大，我發現國家、民族要強大，經濟就必須強大，經濟要強大就要創辦企業。”
劉珂不無遺憾地告訴筆者，通常來講，藥物研發在國際上都有大企業作為后盾，或者由風險投資來支持。中國由于實行市場經濟的時間不長、風險投資機制尚不健全，投資機構往往講求快速回報。在這樣的背景下，剛起步的海歸企業想拿到資金就更困難了。“我所接觸到的一些國外風投機構，手下都有一支強大的專家團隊來對企業和項目進行評估，從而實現資金和項目的有效對接。由于有著成熟的組成機制和雄厚的資金支持，他們的投資行為完全是商業的。而中國的現狀是，對風險的測定和評估通常由純金融業人士負責，其中不乏一部分人其實不懂技術創新，這就在無形中增加了一筆交易成本。”劉珂說。
“我到過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經過對比發現，現在中國的風投，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杜振寧有些無奈地說，“在中國，沒有籌集到幾百萬的資金是不敢起步的。你只有一個想法還不夠，必須經過一系列繁瑣而復雜的申報認證手續，風投通常只關注那些已經完成一定市場開拓的企業。中國的風險投資其實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風投，它會在事業正在上升的時候推你一把，給你一次成長。但對剛起步的海歸企業來說，吸引風投非常困難。”
據了解，國內支持海歸創業的資金渠道主要有政府類投資、民間類投資以及部分風險投資。雖然目前風投機構已經把錢投給了不少海歸企業，但它相對巨大的利潤要求與鳳毛麟角的投資幾率，對于成千上萬的海歸企業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同樣，民間資本作為海歸創業的另一筆資金支持，處境卻還是尷尬。“民間資本通常按照自己的游戲規則來運作，海歸要取得民間資本支持從而達到有效運作的目的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必須形成共同的商務規則并采取一整套的配合舉措，不然就好像英語和溫州話交流一樣，非常別扭。”閆長明說，“這時，可行性報告和市場調研就出現了，雙方需要共同探討出一種合理的合作方式：海歸要拿到操作資金，投資人要保證投資收益，共同控制風險。”
筆者通過調查發現，海歸對現今中國金融支持環境的評價普遍不高，許多人表示，中國目前的投資機制和模式還有待改革和完善，需要向西方借鑒。從理念上看，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風險投資的意識，但是對于具體的投資規則，很多人并不清楚。風險投資需要一個資源的平臺，這個平臺的建立不只需要一個專業的評估團隊，更要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投資人需要海歸在可行性報告中，確切指明收回資本的具體時間和投資回報，這些數據必須準確，風險要可控，否則合作就會很危險，就可能造成投資的交易成本過高。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借鑒海外的風險投資操作模式，一方面要形成我們自己的風險投資商務規則。
“不是找市長，而是找市場”
據杜振寧介紹，創業起步時，他們得到了國家和政府的很多支持，但是大部分創業資金還是來自團隊成員的個人投資。他誠懇地告訴筆者，海歸創業的確需要政府和留創園的一些扶持，但是他們只是起一個輔助和推動的作用，政府不能把納稅人的大筆錢都無償投給海歸企業，這是不現實的。“過去海歸喜歡將政府的資金扶持形容為‘撒胡椒面’，其實是沒有把自己的心態放平。海歸企業與普通企業沒有太大差別，我們要把項目做出來讓市場檢驗，我們‘不是去找市長，而是要去找市場’，產品才是最重要的。”杜振寧說。
“辦企業是自己的事，不能老想著靠國家公款來埋單。特別是對一個創新型企業來說，需要的是大筆的資金投入，是風險資金的支持。”劉珂認為，政府在多數時候起到的是一種引導和服務的作用，真正創業還是要靠企業自己。“中國的科技投入應該劃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知識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劉珂解釋道，知識創新應該以國家投入為主體，而現行的資金投入體制和資助體制已經比較科學。在技術創新方面，我國的投入模式還是沿襲以往的思路，以專家組成的項目評價會來決定是否投資，給誰投資，結果就造成了企業和創新團隊將力量集中于怎樣拿到錢上，忽略了創新。
劉珂告訴筆者，現在國家拿出60億元資金來資助創新藥物研究，這種大的資金強度，完全可以采取風險投資的運作模式。將這筆錢同國內有實力的金融企業結合起來，成立一個企業運營模式的風險投資公司，由國家控股，企業來承擔風險投資的責任。這樣，企業就會考慮怎樣投入才能有效，國家的錢才真正派上了用場。“同時，我們也可以效法國外模式，請來最權威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價隊伍，專門負責調研和風險評估。風險投資公司以股份形式進入企業獲取利潤，國家通過對風險投資公司控股得到回報，這樣，風投就會越滾越大，投入機制也會日益健全。”
海歸創辦企業單指望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扶持和資助，是不理智的，也是難以為繼的。海歸只有把自己的產品和項目投入市場的洪流中去，經過一輪輪地洗刷和考驗后，那些能夠存活下來的才是有價值的，才是值得投資的。
閆長明建議，在扶持海歸創業方面，政府可以設立各類名目的留學創業基金，項目資金的設置可以劃分得更細一些，比如能源基金、環保基金等。但是，政府還是起一個牽線搭橋的作用，提供一個健康的環境和展示的平臺，更多還是要看海歸自己。
“投資英雄”時代已經遠去，唯有團結才是力量
“海歸是人才，是不是帥才卻很難說。他也許是某一方面的專家，然而能否統領全局，適應現代化中國的步調又是另外一回事。”杜振寧認為，海歸對自己要有個精準的估價。隨著歸國留學人員比例的增加，海歸所涉及的領域也日趨廣泛，并非每個人都適合獨自開創事業，“海歸要量力而行，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閆長明分析說：“過去海歸創業以個人的‘投資英雄’居多。現在，隨著國情和市場的變化，海歸需要改變這種孤立的英雄主義心態，轉而向團隊合作的新領域邁進，形成一種合作的心態。”
海歸作為一個精英群體，需要合作，團結志同道合的朋友強強聯手、優勢互補，通過團隊力量將自身價值發揮出來。筆者通過調查分析發現，海歸創業的范圍其實很廣，層次也很多，并不是只有單打獨斗地辦企業才能成功，相反，這樣往往成功不了。由于每個人所涉及的學科領域有所差別，包括投資人、律師、會計師、評估師、項目人員，還有職業經理人等。創業不只局限于創辦一個公司，學技術的可以去做CTO，搞財務的可以做CFO，等你有了管理經驗就可以去做CEO，另外，海歸還可以去大學做教授、公務員等，創業的天地是廣闊的，成功的概念也是廣泛的。
“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創業的風險。創業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是天時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結果。”閆長明理性地提醒創業中的海歸個人和團體，每個人創業成功的幾率是不一樣的，機會常會在不經意間垂青。“正確看待風險和機遇，端正心態，是海歸要做的功課。‘投資英雄’的時代已經遠去，現在是共享和共贏的時代。”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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