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的報道，同時發表《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介紹了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的事跡。此后，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
1964年5月，林彪根據他自己“走捷徑”、“背警句”的主張，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語中說：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在這種不切實際的估計下，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
1964年7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規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后十條》修正草案，簡稱第二個《后十條》）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由毛澤東主持在上海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轉發了《二月提綱》。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16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標志著“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1966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時，康生授意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準，向全國廣播。4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關于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市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3日，中共中央擬定了《八條指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
1966年12月30日，在張春橋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康平路事件”。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和此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斗爭。這些同志，被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指責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大肆攻擊。12日至18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7項內容的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除臺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69年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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