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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兩撥移民潮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三撥移民高潮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已成愈發洶涌之勢，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移民國,海外僑胞數量超過4500萬
新一輪移民潮涌現
中國的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成為新一輪移民的主力軍，知識精英是否真的在集體“出逃”？而在中國人移居海外的現象背后，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問題？
加拿大投資移民的資金將由80萬加元漲至160萬加元，澳大利亞對投資移民者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很多市民都想趕搭“漲價前”的末班車，最近辦理加拿大投資移民的人數猛漲八九成。
隨著兩岸交流頻繁，許多“臺灣經驗”在大陸復制，用觀光名義到美國生個美國籍小孩就是其中之一，越來越多大陸準媽媽也投身于“生子游客”大軍中，對于赴美產子之風盛行，美使館發言人稱，這并不犯法。
越來越多的精英、富商，通過留學、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后，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場。
在這一波移民熱潮中，移民者大都是國內的社會精英或富人，他們的集體出走無疑是一筆難以估量的損失。由洶涌的移民潮造成的“智力外流”和“資金外流”已經引起了國內各界的高度關注。
第一次：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福建、廣東一帶的移民，出國勞務，為一份更高的薪酬。
第二次：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初，是獲得海外長期居留權的華人，將大批親屬“過橋”到居留國。
第三次：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人新移民。國外的優勢教育資源、技術資源、社會環境和制度環境是吸引他們的真正原因。
內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別是子女教育和尋找安全感。第二個原因應令人反思國內的社會環境。一是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范化還有不小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二是貧富差距拉大，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也讓富人們如坐針氈。
富豪們對社會治安與大眾“仇富”心理心存忌憚，無不紛紛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來“國進民退”以及金融危機使民營企業經營環境惡化，使國內富人們的神經緊張了起來。
中國人歷來重視教育，據統計60%申請者把子女教育放在首位，移民子女可免費就讀美國公立中小學，選擇大學時比外國學生更易上美國名牌大學，學費也是按居民的標準。
除了美國相關移民政策等各種因素外，中國的高房價也為投資移民創造了條件，甚至有人提出了“居住在北京二環以內的北京人都具備投資移民美國的身價”的說法。
對“富二代”來說，移民的花費就像買一部跑車一樣簡單，很多民營企業的“富二代”，他們掌管企業后，有房有車，生活不愁，為了與圈內的朋友有共同的“話題”，也會申請投資移民，掛上國際身份。
投資移民:有一定資產，并具一定程度的工商業經營或管理經驗的人士，以投資方式取得外國永久居留權。
技術移民:靠申請人的文化程度、職業技能、語言能力等方面的綜合實力來申請移民。
商業移民:擁有雄厚資金、豐富經商經驗及出色管理才能的人士，可以將大量資金和先進的管理技術帶入移民國家。
海外生子:出生地原則，即只要是在當地出生的孩子，就擁有該國的國籍，不管其父母是不是該國公民。
經濟高增長的中國，許多本土富人舉家外遷，著實令人困惑。比起富人移民或財產轉移本身，這種外移現象背后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更值得深思。
防止精英及財富繼續流失，首先應該彌補制度缺失，另外，必須更加謀求貧富階層之間相互理解和良性共存。
中國發展的速度越快，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就在這形勢一片大好的語境下，移民的精英反而越多了。追根溯源，中國中堅階層的流失，顯露出的是“軟實力”的不足。中國要想留住精英人才，阻止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必須改觀孱弱的“軟實力”，締造一個成熟，包容，有向心力，凝聚力，吸引力的和諧社會。
近年來，中國陸續推行一系列吸引“海歸”的優惠政策，引進并有重點地支持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回國創業。除了政策的扶持、吸引外，把中國打造成更宜居的國家和真正和諧的社會，提高在教育、安全、環境和財產保護等方面的全球競爭力，是當務之急。
策劃：魏博
·盤點更改國籍的明星
娛樂圈里許多明星加入了其他國家的國籍，有英國籍的張鐵林；美國籍的王姬、李連杰、陳凱歌、陳紅、蔣雯麗、寧靜；加拿大籍的徐帆；瑞士籍的斯琴高娃等。
·如何看待明星入外籍
不管是明星大腕還是普通民眾加入外籍，這都是個人的自由行為，愛國并不意味著必須具有中國國籍。
新一輪移民潮涌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