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常設的食品安全委員會，就應該讓質檢、工商、農業等幾個部門齊頭并進，現在又多了個中間環節，跟原來的管理有什么差別？”在北京會議中心九三學社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支建華提出疑問。
他認為，“新食品安全法是好法，很及時，但解決問題還是不徹底。”比如，新法提到要設立常設的食品安全委員會，但在后面說要由衛生行政部門承擔食品安全綜合協調職責，而原來國務院就有領導小組，有點多此一舉。
支建華說，此外，新食品安全法還有沒能覆蓋到的空白地帶，“三鹿奶粉事件就出在這里”。他說，前面產奶與農業部門有關，后面制造奶制品有歸質檢部門管，“但奶站收奶這個結合部，卻成了三不管地帶”。
坐在支建華右邊的四川大學博士生導師劉應明忍不住插話道：“奶粉中的三聚氰胺，量很大，質檢部門竟然說不知道，很荒唐。”
支建華說，那是之前的檢測標準，確實沒有三聚氰胺這項。這不是標準問題，而是作假問題。
但支建華認為，現在的質檢部門的標準也確實過時了。因為奶粉標準是按氮的含量高低來評價的，以前一頭奶牛每天產奶幾十斤，現在可以產100多斤，吃的還是草，產奶提高這么多，營養成分怎能達到原來的標準？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接過話茬，這就為摻假提供了可能。她說，中國的奶業發展不像一些發達國家那么規范，“人家是規規矩矩，我們有些搞的是歪門邪道。”
廣東省衛生廳廳長姚志彬則認為，質檢部門檢測不出來，是檢測方法有問題，不論怎么說都難逃其責。
劉應明則認為，從三鹿奶粉事件來看，質檢部門確實應該吸取教訓，不能老用過去那一套辦法，因為行業發展很快。
委員們交頭接耳地議論起來，主持人邵鴻不得不插話說，請大家安靜一點，讓支建華委員把話說完。
也許剛才的討論提醒了支建華，他說，我國確實存在檢測項目和標準缺乏問題。在有些發達國家，對農藥殘留的監測指標有4000多個，但我國還不足300個，因此不難想象，為什么會經常出現“蘇丹紅”一類事件，而監管部門總是事后才發現。他呼吁說，國家標準化部門，應當切實負起責任來。
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支樹平也列席了今天的討論會，并就委員們提出的問題，作了回應。
支樹平說，三鹿奶粉事件確實牽涉到許多家庭，許多孩子，“根據2008年12月的數據，到醫院進行檢查的孩子有3000萬，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腎臟檢查”。
檢測結果發現，有癥狀的孩子大概有29萬，住院的也有幾萬人。他語氣沉重了起來：“。當時許多家長心急如焚，聽到消息后，抱著孩子就往醫院跑。”
支樹平說，委員們都談到了國家質檢總局的責任，“確實，我們是有責任的。我們該承擔的要承擔，該管好的要管好。”
他反省道：“我們負責產品生產過程的監督，但風險評估和預警做得不夠——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哪些東西會發生問題，把握不到位；在原料的把關上，我們也有疏漏的地方……這付出了沉痛代價。”
他表示，三鹿奶粉出現問題后，質檢總局當天下午就派調查組去了石家莊，晚上回來后就有了結果。第二天，開始統一檢查，一共篩查了1000多家企業，其中800多家生產嬰幼兒奶粉。最后，根據國務院要求，將所有檢測出三聚氰胺的22家企業不管大小全部公之于眾。2008年9月14日后，三聚氰胺成了必檢項目。
但他說，在此之前，國家質檢總局確實不知道奶粉中摻雜三聚氰胺。
劉應明不相信，他插話道：“長期與乳業打交道，氮含量高不等于營養高，我覺得你們應該早知道行業里面的情況。”
王志珍院士也插話問支樹平，“三聚氰胺有危害你們知道吧？”
支樹平說，以前牛奶里加東西，質檢總局是知道的，比如加水，導致出現了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也知道有些奶制品確實會被不法分子加各種東西，但確實不知道加的是三聚氰胺。
他介紹說，質檢部門檢測牛奶，往往是感官檢測和理化檢測。檢測項目中，包括重金屬、藥殘農殘、微生物，以及某種可能的細菌，“如果有人說某種東西會引起健康隱患，我們會加入一些新的檢測項目，認識到了危害就檢查。”
他表示，在這個事件中，雖然質檢部門不能推脫責任，但也不能承擔無限責任——
牛奶的生產，涉及多個部門，實行分段監管：奶農奶站由農業部門監管；到工廠里面，由質檢總局監管；進入市場，是工商總局管；到了餐桌上，由衛生部管。“以前質檢總局不管生產加工，2005年大頭娃娃出來后，生產加工監管給了質檢總局。這么幾年的時間，仍處在銜接穩定的過程中。”
在支樹平看來，三鹿事件雖然過去一段時間了，但暴露出來的社會誠信問題、檢測標準的缺失問題、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職責明確問題，仍然值得認真反思。
（責任編輯：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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