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呈現出了一些新特點：總體升值速度明顯加快、對美元升多貶少、走勢波動對主要變量反應不對稱。我們的分析發現，對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的主動性需求已逐步超越被動性壓力，是出現這些新特點的關鍵。
新動態出現的深層次原因
新動態出現的深層次原因是影響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因素發生了明顯轉化：被動升值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而我國當前主動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的需求也已變強，并且很可能已超過前者，這是今年人民幣匯率出現新動態的主導性因素。
被動升值壓力增大。如果人民幣匯改之初的升值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的話，那么自去年末以來，歐盟、加拿大等國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匯率增強彈性的行列，而且只有人民幣匯率被當時的G7財長會議被點名批評。更加值得關注的是，IMF在去年6月通過了《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即2007年決定），并在去年末開始對我國進行審查。
以升值抑制通脹。升值對于抑制國內物價過快上漲具有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直接途徑是通過降低進口產品成本而降低其國內銷售價格；間接途徑則是通過減少給定順差下的外匯占款、減緩順差增速減少國內貨幣投放、抑制外部需求減輕通脹的需求拉上壓力等。
回顧歷史，外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2003年就已甚囂塵上。但日本在“廣場協議”大幅升值后、泡沫經濟破滅導致經濟長期通貨緊縮的前車之鑒（姑且不論這種對歷史的解讀本身正確與否），一直令我國政府在匯率問題上倍加謹慎。只是到了2004年出現明顯通脹壓力、標志著我國經濟徹底擺脫通貨緊縮陰影之后，人民幣匯改操作才真正被提上議事日程。由此可見，從決定匯改的那一刻起，國內物價水平就一直與匯率問題糾葛在一起。出于與當時同樣的考慮，完全不排除在當前物價上漲壓力較大時，被當局將其視為加速增強匯率彈性的難得“時間窗口”。
經濟主體對匯率波動的較好適應性得到確認。在升值初期，人們普遍擔心我國利潤最薄行業特別是紡織業的承受能力。正如我們早在2006年就明確指出的，簡單、靜態地評估企業對匯率變動的適應狀況可能并不準確，企業對匯率變化的適應能力需要在動態中才能準確觀察。
2003年1月-2007年11月的紡織業財務數據顯示，從匯改到目前，企業虧損面明顯縮小，由2005年之前的平均約23.5%縮小到2007年的約20.8%，下降了2.7個百分點；2007年11月份甚至只有17.0%。同時，全行業銷售利潤率則呈穩中有升態勢。由2005年之前的平均約3.1%上升到2007年3.6%左右的水平，提高了約5個百分點。
上述紡織行業在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面前的良性反應，只是我國其他行業的一個典型縮影。對企業較好適應匯率波動的確認，大大減輕了人們對人民幣加快升值的擔憂，從而使匯率彈性的增強步伐能夠更加積極主動。
增強匯率彈性是應對金融風險的基本需要。今年初，易綱副行長在CCER“中國經濟觀察”的一篇演講中對新興市場國家應對國際資本流動性和潛在金融風險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認為資本管制在長期內是效率低下的，增強匯率靈活性，避免經濟存在持續不均衡是有效應對潛在金融風險的關鍵。目前還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歐洲的次貸危機，很可能是即將到來的新一輪全球金融風暴的發端。如果這樣，那么抓住有利時間窗口，在各方尚能承受的范圍內盡快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就變得刻不容緩。因為國際貨幣危機史一直昭示：在一個僵硬的匯率面前，外匯儲備本身并不足以成為可充分依仗的“彈藥”，而更可能成為吸引“熱錢”投機的“餌料”。
新形勢下的政策含義
如果目前的人民幣快速升值是為防范潛在金融風險進行的預安排，那么就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義：
第一，模糊的目標匯率增大了熱錢投機的風險，能夠在一定意義上對投機起到阻遏作用，因此應避免對匯率目標進行明確承諾。
第二，既然匯率彈性的增強對于應對潛在金融風險至關重要，那么央行就應該抓住有利時機，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對主要匯率的波動區間。
第三，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避免經濟主體受到過大沖擊，就必須培育相應的匯率衍生品市場，為經濟主體提供全面的避險操作工具。
第四，全年升值速度可能前快后慢。在美國次按“暈輪效應”的波及下，受影響的國家和地區范圍將不斷擴大，對我國出口的負面影響也會日漸明顯，特別是到第二季度末可能會變得相當顯著。如果這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速度可能會受到抑制，從而在全年走出一個前快后慢的軌跡。
第五，避免在快速升值的同時加息。雖然在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利率上調一般總是與本幣走強在趨勢上一致，但是，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彈性依然有限的情況下，應避免在快速升值的同時加息，使熱錢同時獲得利差和匯率升值雙重收益。
與之類似，還應在匯率快速升值的同時保持資產市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防止大起大落給熱錢造成資產市場的短線套利機會。
第六，外匯儲備增長可能前快后慢。既然匯率升值前快后慢，那么熱錢流入的積極性必然在上半年更高，再加上上半年出口所受影響較下半年小，就必然使得上半年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可能比下半年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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