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兩年多的反復研討和論證后，我國的新醫改方案即將浮出水面。盡管醫改方案的設計達十個版本之多，但在醫療保障制度構建上有一項基本原則是達成共識的，即政府須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努力打造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在此指導思想下，截至2007年末，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已經覆蓋1.7億人，7.3億多農民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針對城鎮非從業人員的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試點也從今年開始在317個城市全面鋪開。
由于醫療保障具有極強的公益性和外部性，政府在此的積極作為是應給與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政府對醫療保障的財政投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種方式，全民醫保絕不是免費醫保，同時，政府的財力也不是無限的，因此，如何在新的醫療保障體系中合理確定政府、單位和個人的責任比例，如何確保政府的財政投入合理分配和高效運行，將是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各發達國家在醫療保障制度構建的歷程中取得了一些經驗，同時也有很多教訓值得我們借鑒。在推行完全依賴政府主導的、全覆蓋的醫保過程中，有兩大“結癥”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思考。一是醫保的福利剛性和財政支出的可持續性。所謂“福利剛性”是指國民對自己的福利待遇普遍具有只能允許其上升不能允許其下降的心理預期。福利的這種“剛性”特征，使得各國執政黨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面都比較審慎，改革措施都以不降低現有社會保障水平、盡量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為前提。其結果往往是使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開支逐年攀升，政府財政不堪重負。上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上臺伊始，曾經試圖構建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結果因代價高昂未獲國會通過。我國政府的預算內財政收入僅占GDP的15%左右，而凡是實行全面社保制度的發達國家，政府稅入達GDP的比例一般在30%-50%以上。由此可見，我國政府的財政要負擔覆蓋十幾億人的、并且是飛速增長的醫保，是具有相當挑戰性的。
另外，醫療保障制度的構成，實質是對醫療服務融資模式的選擇，而醫療服務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由于其特有的不確定性、異質性、信息不對稱性和自然壟斷性，誘導需求和道德風險普遍存在，由此造成的醫療衛生資源的濫用是醫療保障遭遇的第二大“結癥”。各國實踐證明，采取公營的社會醫療保險或公費醫療，作為醫療服務融資的主要模式，由于其潛在的“委托－代理”規則，經營效率一般不高，而且在政府資源分配過程中極易造成所謂的“尋租現象”，即醫療服務提供者采取不正當手段從政府獲取經營優勢，從而獲取超額利潤。在我國目前的行政體系框架下，政府如果掌握過多的醫療融資的分配權力，除上述兩大弊端外，還極易引發部門間利益、地區間利益、地方與中央間利益的博奕，造成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公平性。
針對“大而全”的社會醫保模式可能出現的上述問題，我們倡導在構建我國新的醫療保障制度時，應強調政府主導和市場引導并重，努力構建商業健康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發展的醫保模式。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其優勢及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首先，商業健康保險可以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和高程度的保障需求。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消費者對保險的需求取決于其風險狀況、風險態度、收入、家庭結構等因素。而社會醫療保險由于其強制性和普及性，一般采取統一標準繳費和給付，政府相關補貼也不例外。因此，國家應鼓勵商業健康保險充分發揮在保障程度上補充功能和保障范圍上的替代功能，從而構造完整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以德國為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鼓勵高收入階層通過購買商業健康保險的方式，部分或全部替代社會醫療保險的繳費義務和保障利益，使國家對社會醫療保險的財政扶持能更有效地發揮在中低收入階層，切實履行社會保險的收入再分配功能。2005年德國的商業健康保險在醫療費用融資中的比例已接近10％，有24.3％的民眾購買了各種形式的商業健康保險。
其次，商業健康保險能分擔政府醫保投入的財政壓力。據目前醫改方案的有關負責專家測算，我國醫改要求政府增加的衛生經費投入是1500億~2000億左右。200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重點課題“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主報告顯示，從1993年至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醫療自費支出從56.89元增加到600.9元，增長了9.6倍。醫療費用的增幅遠遠超過了GDP和財政收入的增幅（分別為4.2倍和6.2倍）。這表明，單純靠財政增長來負擔醫療費增長是難以為繼的。商業醫保的介入，可以極大緩解和改變政府獨木難撐的局面。
在這方面，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目前，美國政府對醫療保障的財政扶持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第一項補貼計劃是老年社會醫保計劃，在2006年度的財政支出為3800億美元；第二項補貼計劃是窮人醫療救助計劃，2006年度的財政支出為1900億美元。前兩項計劃是由衛生與公共事業部負責的，而第三項補貼計劃是由美國國稅局執行的，即由于對商業健康保險經營和消費的稅收優惠政策導致的財政隱性支出，2006年財政的該項支出估計為1430億美元。政府的投入結構如此，而相應的產出比例是：前兩項保障項目對醫療費用的融資比例是32.3％，覆蓋人口3900萬，而后一項商業健康保險對醫療費用的融資比例是26.7％，覆蓋人口1.8億，成本－效率分析結果一目了然。
最后，商業健康保險能促進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險的一體化經營，從而有效地控制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政府采取行政干預的手段對醫療服務的價格、標準等實施嚴格監控，其作用固然重要，但僅是治標，而不治本。醫療費用的控制最終應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來完成。另外，即使政府主導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也應采取政府采購、委托經營等方式交給商業保險機構管理。
總之，在新醫療保障制度的構建中，商業健康保險的作用不應被忽視，其地位不應被邊緣化。我們可以把國家對商業健康保險的財政扶持和國家在社會醫保上的直接投入進行效率分析。比如選取覆蓋率，保障程度，醫療資源利用率，健康水平提高程度等做衡量指標，一元錢分別投在社保和商保兩個領域，哪一個能更好地提高以上指標？以此為參考，我們來考慮二者所占市場比例為多少時，社會效益最大化，并相應調整政策，引導商業健康保險和社會醫保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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