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李揚昨日表示，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的最主要特點依然是流動性過剩，真正要關注的是儲蓄大于投資而非存差。面對這一結構性問題，應讓財政政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李揚在社科院金融所演講時表示，儲蓄投資缺口造成了中國長期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急劇增長，而外匯儲備增長和貨幣發行是直接正相關，最后造成市場流動性過剩。
“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作為‘巨斧’可一定程度上回收流動性，但加息、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都無法根本改變這些結構性問題。”李揚表示。他同時認為，由于計算口徑的不確定，存差概念已經喪失了其科學性。
在高儲蓄率問題上，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殷劍峰指出，2000年以后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儲蓄率上升，而政府儲蓄率上升的原因在于兩點，其一在于政府投資引發的政府儲蓄傾向的上升，其二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中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門的傾斜。
“今年財政凈收入增加可能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實際上，政府是最大的儲蓄者。”李揚預測。
央行和稅務總局數據分別顯示，截至10月末，我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為15.8萬億元，同比增長15.5%；前三季度，中國財政收入達2.96萬億元，同比增長24.6%。
李揚認為，與高儲蓄率的不斷攀升不同，高投資率已經呈現出收斂態勢。如果政府以降低儲蓄率為政策目標，則政策的基本著力點應該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具體措施包括降低生產稅和所得稅的稅率；督促企業采取切實措施增加勞動者報酬；政府適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財政政策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此外，應當逐漸將當前的以地方政府為主的與城市化相關的各類投資交由市場去做。”他指出。
李揚還表示，根據國際收支統計，2005年我國投資收益流入超過350億美元，而我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占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的外匯儲備收益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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