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在深圳召開的一個論壇上說，加息在中國總是能遇到“太多的阻礙”，總有“國有大企業、證券公司和某些部門等等，相關利益人都聯合起來反對加息”。
今年以來，我對貨幣政策與宏觀調控的基本論調是樂觀的，比如“市場化手段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運用等等”。而在說這些話的同時，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不解的就是，貨幣政策中某些手段很明顯是有過度使用的嫌疑，比如準備金率的調整，而另一些該用的手段如加息卻被擱置。
或許是經典理論已經滯后于當下的經濟發展。但無論如何，以往被認定為“最猛烈”的“巨斧”的政策工具已經成為日常手段的時候，仍不免讓人心生疑竇。
利率和匯率作為調整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在當前并沒有被充分運用。
也難怪，對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連續三次上調，一般老百姓以及很多投資者都沒感覺到太大影響。原因顯而易見：僅從銀行間基礎貨幣的角度進行調節雖然能避免有可能的震蕩，但在流動性普遍泛濫和投資居高不下的時候，其作用實在有限。
而利率調整，也就是通俗而言的加息，則應該是更為理性的調節手段。
從2004年起，央行已經連續幾次加息，最近的一次發生在今年8月19日。而那次非對稱的加息似乎更多是幫助提高銀行收益，對抑制流動性的作用不但有限甚至會加大銀行的放貸沖動。
結果當然是適得其反。
如果不通過上調利率提高資金價格和信貸成本，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沖動就難以得到根本遏制。從最新的統計數據來看，通貨膨脹壓力仍存，因此，通過利率手段應該是最為有效的。
美聯儲歷史上最有貢獻的人是誰？是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他的特點就在于，能隨時通過相機抉擇手段，在第一時間用加息手段來熨平經濟波動，在經濟過熱有苗頭時就調整利率進行調控，而非等到真正過熱時才調，輔助的則是公開市場操作，至于準備金率，是非常少用的。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在中國，由于出資人缺位，很多投資對利率的敏感度很低。但是，這種情況僅僅是理論層面而已，正如樊綱所言，正是“國有大企業、證券公司和某些部門”是加息的利益攸關者，從而利用自身影響力反對央行進行的利率干預。
可見，利率變化必然造成資金成本改變，這普遍適用于所有性質的投資，并非某些人坐在書屋里以國有“非公”進行區別。而有些國有企業，或經濟管理部門，有時卻成為了社會總成本的麻煩制造者。（張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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