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李禮輝從海南省副省長任上調任。兩年之后，中行已經在香港H股及國內A股成功上市。
8月11日下午。回首兩年股改風雨路，他顯得相當淡定從容。
公司治理：決策的鏈條拉長了
中國新聞周刊：到中行兩年多，公司治理方面有何變化？目前董事會跟管理層的工作模式如何？如何保證其有效性？聽說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在幫助我們改進公司治理，這方面的進展怎么樣？
李禮輝：過去，國有銀行董事會和管理層是合一的，董事長、行長、黨委書記都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好處是能夠很快做出決策，這種決策鏈條最短、效率最高，但很難保證其合理性。現有的體制將決策鏈條拉長了。對于大客戶的授信，我們權限不夠時，要報到風險政策委員會，風險政策委員會還要報董事會。決策鏈條長了，但這樣做更有利于決策的正確性。
在良好的公司治理下，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目標是一致的，大家分工不同。應該說日常經營工作，都是管理層組織的，由我為主負責的。在大的方面，戰略發展、風險政策確立、內部稽核、關聯交易控制、管理層薪酬確立，都是由董事會負責的。
在一年中，我們會開四到六次董事會。董事會下五個委員會的會議會更多，他們制定一些政策，對管理層授權。在授權范圍內，管理層履行職責。在董事會上，管理層報告經營情況及一些重大的問題。坦率地說，現有的體制是科學的，能夠達到有效制衡的目的。
淡馬錫參加我們的董事會，派駐了一位董事，是非常有名的銀行家。我們在遴選高層管理人士的時候，希望淡馬錫能夠推薦一些人選。在人員培訓方面，他們的幫助也很大。主要對我們的董事會、監事會人員進行培訓。最近我們還要在新加坡準備專門的培訓。
中國新聞周刊：在中行，除董事會、監事會之外，還有黨委會，黨委會角色是怎樣的？
李禮輝：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已經對公司治理結構作了明確規定。作為一個商業機構，我們一定會按照法律法規和章程的規定來做的。作為管理層，我是向董事會報告的。
黨委要發揮體制保障的作用，我作為黨員要受到黨委的監督，如果做得不好，會受到黨委的批評和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現有公司治理能夠保證中行中小股東的利益嗎？
李禮輝：如果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特別是良好的法人治理結構，我們就能保證中小股東利益。事實上，大股東和中小股東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我們已經在法人治理上作了很好的安排，聘請了4位獨立董事，其中3位獨立董事分別擔任董事會下稽核委員會主席、風險政策委員會主席以及關聯交易委員會主席。
這3位獨立董事在業內都非常有名望，一位是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風險總監，另一位是英國央行銀行局局長，還有一位是(中國證監會首席咨詢顧問)梁定邦先生。按照國際慣例，他們必須代表中小股東利益，對銀行進行監督。
另外，還有很多人擔心，國家作為大股東，會不會直接指令銀行向誰貸款。我覺得過去這種問題是存在的，但是現在行政干預已經不存在了。目前的信貸決策和投資決策都是我們根據自己的決定做出的。在此過程中，我們會了解政府的決策和動態，及其對宏觀經濟的評價和判斷。我們也會跟地方政府去了解，哪些是重點項目，哪些企業需要兼并重組，從中尋找業務機會。這些并不表明我們會聽他們的，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基于上述因素，我覺得大股東是不會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
戰略投資者：上市有他們一份功勞
中國新聞周刊：能否回顧一下中行當時是如何選擇海外資戰略投資者的？
李禮輝：實際上，這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如同戀愛的過程一樣。我們跟很多家銀行都做過接觸。目前投資占比重最大的是蘇格蘭皇家銀行，那我們選擇它，是考慮到它是一家國際一流的商業銀行，在管理、產品創新、信息技術、人員培訓等方面都能給我們提供巨大的幫助。另外，在眾多外資銀行中，他們進入中國的程度最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利益沖突最小。最后，他們也認為，中行適合他們。
淡馬錫是新加坡的國有投資機構，他們在公司治理、IT建設、人力資源等方面都非常具有實力。瑞銀集團在投資銀行的領域具有非常大的優勢，他們的一些產品技術，比如在財富管理方面的技術是非常先進的。
我們希望他們能構成為我們的戰略合作伙伴，在他們進入中國銀行之前，很多合作都已經開始了，正式成為我們股東之后，這些合作就更深入了。其實，他們的加入也提升了中行的價值，資本市場的認同也有他們一份功勞。
中國新聞周刊：合作的保證機制如何，合作的有效性如何達成？
李禮輝：舉個例子來說，我們跟蘇格蘭皇家銀行一起成立了一個戰略合作指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對方的CEO和我共同擔任。我們兩到三個月開一次會，來談論和研究我們在合作方面的進展情況，解決合作中的問題。在這個委員會之下，我們有很多工作小組，這些小組是根據雙方合作項目設定，由雙方專家共同組成。
這是一種常設機構的思路。另外，我們還互相派遣員工，他們派人來指導我們建立一些新的制度和系統，我們也派人到它那里參加培訓，對他們的現有管理系統做研究。
他們能夠把他們的管理技術和經驗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們。它在我們的投資比例比較高，他們的付出會提升他們的價值。
有人擔心，外國派駐的董事會“水土不服”，我們感覺戰略投資者派駐的董事跟我們合作非常愉快。有的時候，當他們不大了解中國特定的一些情況，以及中國銀行過去的一些問題和情況的時候，我們需要向他們做出說明和解釋。每個月，我們都向董事會和監事會做一些報告，告訴他們我們做了什么，他們也會主動向我們了解一些問題。當我們用國際一流銀行來要求中行的時候，就沒有什么矛盾了。
宏觀調控：放貸多并不一定是好事
中國新聞周刊：國家宏觀調控跟銀行的經營壓力似乎有某種“沖突”，銀行上市后，其財務壓力要求銀行在貸款發放上更上一層樓，而宏觀調控卻要求在某些行業收緊信貸。
李禮輝：如果只是從短期，比如半年、一年來看，發放貸款對銀行的盈利是最有幫助的，因為發放貸款的利差是最高的。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放貸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當你發放貸款時，一個重要的前提是，能否保持你的資產的質量，否則就可能因此而付出很高的代價。目前貸款的利差通常就在3%左右，而在香港這樣充分競爭的環境里，利差會更低，通常只有2%多，凈息差只有1%多，不足2%，在內地凈息差可能是2%多一些。按2.5%計算，如果能把貸款成本控制在0.5%～0.6%，會有比較多的錢可以賺。如果成本在1%～2%，扣除稅款、員工成本等，基本無利可圖。而信貸成本一旦高于1.5%，那么銀行注定要虧本。
一旦風險控制不好，信貸成本提高是很容易發生的，我不認為過于盲目的信貸擴張對銀行來說是多好的事情。
事實上，國家需要進行宏觀調控。當調控剛剛來臨時，銀行也的確會感到壓力，會發現自己的市場機會少了，因為有的企業經不住調控的考驗而退場，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違約率的提高和不良貸款的增加。 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正是這種宏觀調控，防止了風險的過度集中，使之不會演化為全行業或整個區域的集中風險。比如，過去曾經在某些地區出現過整個房地產業的崩潰，那叫“覆巢之下，沒有完卵”，如果早一點進行調控，把那些孵化不出小鳥的蛋取掉，剩下那些蛋會孵化、成長。所以國家宏觀調控從長遠來看是相當必要的，可以為銀行的經營提供一個更好的宏觀環境。
對一個商業銀行而言，個別的風險是有能力把關的，但如果系統性風險集中爆發，是沒有哪家銀行能夠幸免于難的。比如1997年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即使經營比較好的如匯豐銀行，貸款不良率也高達兩位數。
基于這種認識，中行還是比較謹慎的。過去兩年，我們一直在主動調整我們的客戶結構、信貸結構，貸款的增長率只有5%左右，在所有銀行中是最低的。經過兩年時間，中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已經完成重構，風險管理能力大大增強，所以今年上半年我們的貸款增長比去年同期要快，但仍低于全行業的平均水平。今后我們依然會保持謹慎。雖然短期內我們沒有因為貸款的大幅飆升令盈利有很大提升，但我們相信，從長遠來說把風險控制在能夠把握的范圍之內更有利。
中國新聞周刊：您曾出任海南省副省長，這是否對您理解宏觀調控起到很大作用？
李禮輝：作為銀行高管，需要歷練學習的過程。作行政官員的時候，能夠對經濟、社會各個板塊之間的關系有更加深刻地了解。成為銀行高管后，能夠對國家的宏觀調控有更好的理解。比如，我覺得政府肯定需要宏觀調控，這是為了保護經濟整體的穩定發展，但調控力度過大后，會損害經濟增長，可能會付出失業率過高的代價，這又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您認為當前的流動性過剩局面會持續多久？國家實行緊縮政策，是否會對中行盈利造成壓力？
李禮輝：在當前流動性比較充裕，銀行信貸增長過快的情況下，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產生一定效力，對改善流動性過于充裕的局面有所幫助。未來是否過剩，取決于很多情況。比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動情況，這涉及到基礎貨幣的供應。如果國家的外匯儲備仍增加很快，人民幣基礎貨幣也會增加，這肯定會使人民幣流動性過多。再看國內資本市場，比如基金和股市，如果股票市場發展很快的話，也會吸納一部分市場資金，一部分資金會從銀行轉向股市，從而起到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此外，還取決于銀行信貸體系的運用效率。我個人認為流動性問題是一個相對概念，除了會受到基礎貨幣供應影響，還有其他因素都會發生作用。比如融資如果都依賴銀行貸款，那么銀行流動性肯定會偏緊。但這幾年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中間業務如票據承兌的發展緩解了企業對銀行的過分依賴。此外企業資金周轉速度(周轉越快，流動性越多)也是一個因素。預計未來半年到一年流動性可能會保持相對平衡。而且央行還是有貨幣政策調控空間的，包括發行定向票據，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
緊縮政策對我們影響不大。我們現在的存貸款比例并不高，只有60%多，央行的調控對我們貸款的資金供應能力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未來發展：立足本土綜合經營
中國新聞周刊：中行海外的優勢一直非常強，那么中行未來的海外戰略是怎么樣的？
李禮輝：我們的想法是，立足于本土業務的基礎上，加快國際業務的發展。因為離開了本土優勢去發展海外業務，那是沒有根的發展，我們也很難在海外同國外大銀行競爭。其實，我們在海外的發展也是要跟中國經濟全球化緊密結合的，我們應該著眼于和中國企業及個人的全球化同步。我們的經驗是，當中國的一些大客戶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們是一直在跟著他們走的。
我們會進一步考慮海外分支機構的布局，選擇一些重點布局或者加強原有的分支機構。也不排除海外并購的可能性，當機會出現時，我們會認真研究。
中國新聞周刊：一種說法認為，中銀香港的經驗可以復制給中行，您如何看？
李禮輝：中銀香港對我們非常重要。中行在很多方面借鑒了中銀香港的經驗，我們目前很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來自中銀香港，我們集團董事會秘書就是中銀香港董事會的秘書兼任的，財會部的副總等很多類似職位的人員都來自中銀香港。
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將中銀香港私有化的打算。我們仍在強化它的力量。我們借鑒了中銀香港的成功經驗，但是就像香港無法在內地復制一樣，中銀香港也很難在內地復制。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銀行在混業經營上，有何想法？會如何實施？
李禮輝：我們將混業經營叫綜合經營，國家“十一五”規劃已經確定銀行要做綜合經營試點。我認為，這種綜合經營的試點不會只有一家。如果國家要選擇一家銀行作試點，那么中國銀行的條件是最好的。我們希望在上市銀行架構之內嘗試綜合經營。我們已經在爭取更好的架構和更多的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