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溯中西文化的源頭——讀《論語》、《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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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其《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那個時代，幾種成型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奠定了當今世界文化圖景的底色。
西方文化的源頭在古希臘，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先驅之一是柏拉圖（ Πλ?των ，約公元 前427年-前347年），柏拉圖思想的代表作是《理想國》。而儒家對建構東方文化的影響是無以倫比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與其弟子對話形成的《論語》是東方文化經典。讀《論語》與《理想國》，可以洞悉中西文化不同的基因，品味到各自的文化風格和價值取向。
《理想國》宣揚的核心理念是“正義”，《論語》宣揚的核心理念是“仁”。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樹立起“正義”的觀念，指出正義原則是：“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或“每個人都作為一個人干他自己份內的事而不干涉別人份內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職。從外及內，《理想國》提出正義的人不許可自己靈魂里的各個部分互相干涉，也就說自己要能夠主宰自己。正義是心靈的德性，不正義是心靈的邪惡。正義的人又聰明又好，不正義的人又愚蠢又壞。正義的人生活得好，不正義的人生活得壞。正義的人是快樂的，不正義的人是痛苦的。而作為國家政體，有正義的政體，也有不正義的政體。現實中，有四種政體：王政或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僭主政體。理想之中，哲學王做統治者的智慧王政體才完全符合正義。
在《論語》中，孔子突出強調仁者愛人。他通過比較“君子”、“智者”、“賢者”“善人”、“清者”、“孝者”、“忠者”、“勇者”、“剛者”、“好學者”等與“仁人”的不同，說明“仁人”要兼具這些優點，綜合了各種道德品質的才是“仁人”。子張問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樊遲問仁，孔子曰：“愛人。”孔子把“仁”視作人性之本、做人之標、立世之道。
《理想國》使用歸謬法、《論語》使用描述法，對各自的核心理念進行了闡明。
《理想國》先將想到的所有命題列出，然后假定命題正確，用已知的事例或道理，用三段論推理的方法推出矛盾，從而證明預設命題的錯誤之處。這也就是蘇哥拉底的真理“助產術”。而《論語》對于“仁”的說明，使用的是淺顯易懂的名言警句和形象比喻，其方法長處在于鮮明形象生動，邏輯說服力退而其次。可以看出，《理想國》是為了尋求“正義”的真理性，《論語》則是為了讓人信仰。如果你信仰了，那么它可以作為你的行為準則；反之，如果你不信仰，也無關思想糾葛。《理想國》追求“正義”的知識，客觀性較強，目光向外，就是將“正義”當作可研究的對象來看，來進行客觀的分析，給出它的內涵規定、它的使用范圍、它的作用效果、它的目的，處處彰顯真理的光芒。《論語》則是教誨人的思想行為，是讓人照著“仁”去踐行，至于為什么要這樣做，那是信仰的力量。
柏拉圖思想的支柱是“哲學王”統治的“理想國”，相應地，孔子褒揚“內圣外王”的“圣王”。
先秦典籍中，“圣王”是中國人理想的統治者。盡管孔子沒有正面揭示“圣王”的內涵，實際上應是“人倫之至”的道德楷模。所謂“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盡。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語出自《荀子?正論》）假若圣人成為統治者，他會采取什么方式來管理國家呢？答案是德政教化。《禮記?大同》說，圣王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天下為公”，它的理想境界就是“世界大同”。
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認為，政治并非權術，而是一種知識或技藝，政治家應培養廣博的知識和深厚的道德素養，政治統治應該著重于弘揚知識和道德，使靈魂向善。這一政治家形象到了柏拉圖那里演變為哲學王。柏拉圖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角度把世界劃分為兩個：一個是真實存在的“相”的世界（理念世界），是知識的對象；另一個是介乎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現象世界（現實世界），是意見的對象。理念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原型,而現實世界是以理念為范型鑄造出來的，所以應該由哲學家作為最高統治者。柏拉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我不得不宣告，必須頌揚正確的哲學，通過它一個人可以認識到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各種正義的形式。因而，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城邦中擁有權力的人，由于某種奇跡，變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中的罪惡將永遠不會停止。” 柏拉圖曾經指出，在理想的城邦中，哲學王掌握理念，深明正義，按理性的指引去處理國家各項事務。相對于先秦諸子的圣王觀，特別是儒家的圣王觀，柏拉圖的哲學王更側重富于“智慧”，而未特別強調精于“人倫”。
《理想國》、《論語》提出了理想統治者的不同實現路徑。柏拉圖主張靠制度，孔子提出順天命。
從一個普通人成長為圣王或哲學王，這可能嗎？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層次：首先由普通人轉為圣人或哲學家；其次，再由圣人或哲學家變為圣王或哲學王。
對前一個問題，在儒家看來，圣人與凡人都是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凡人可以通過持之以恒的進德修業而成為圣人，“人皆可為堯舜”。
在柏拉圖看來，成為哲學王的一個首要前提就是成為一個哲學家。他指出，一個人如果天賦具有良好的記性，敏于理解，豁達大度，溫文而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而節制，他就能很好地從事哲學學習，從而可望成為哲學家。柏拉圖認為，人的品性不一樣，如同金銀銅鐵有區別，但這種區別并不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這也就為普通人成長為哲學家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
那么，哲學家轉為哲學王的可能性又如何呢？柏拉圖說:“如果曾經在極其遙遠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我們所不知道的遙遠的蠻族國家,或者以后有朝一日,某種必然的命運迫使最善的哲學家管理國家,我們就準備竭力主張:我們所構想的體制是曾經實現過的,或正在實現著,或將實現的,只要是哲學女神在控制國家。這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不認為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們也承認這是件困難的事情。”這段話實際表明，哲學王能否出現，同樣不是由個人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而是由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正因如此，柏拉圖很注重為他的哲學王理想制定一套制度，以保證哲學家能夠成為哲學王。
至于圣人在什么條件下才能真正成為圣王，孔子認為要靠天命，因此提出了“知天命”、“畏天命”、“順天命”的人生哲學。由圣人轉為圣王的可能性很小，于是，趨向圣人的君子即“仁人”成了理想人格。孔子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不但樹立了“仁人”的形象，而且也指明了成“仁”的辦法，主要是“修己”，其要求有三個方面：一是守志不渝。“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二是敏于行仁。“訥于言而敏于行。”三是學而不厭。“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要“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相形之下，《論語》主張的治國方略立足“為國以禮”“為政以德”行“仁”政。第一，用“禮”來建立統治秩序。“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第二施行德政，德主刑輔。“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第三，道德修養是全民的必修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閱讀經典，使人深切感悟文化的歷史感和多樣性。面對如此文化圖景，費孝通先生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對于文化的傳承者和建設者，今天的我們應該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更應該努力追求文化自強。文化自強有兩大不可缺少的工作要做：一是“推陳出新”，一是“洋為中用”。因此，我們要向古人學習，要向他者學習。（作者：陳鋒??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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