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作風建設歷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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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無產階級政黨作風建設這一思想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曾經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具有的一些黨性“風格”。恩格斯在一些討論黨的建設的書信中，針對某些社會主義者身上存在的“阿諛奉承作風”、“厚顏無恥、膽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談”的風氣進行批評，表示要同“市俗庸俗習氣作最無情的斗爭”，提出共產黨人的行為應當“光明正大”，黨要善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反對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恩格斯還特別提出，要防止黨執政后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重要思想。
十月革命后，列寧也多次使用“作風”一詞，批評一些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習氣。斯大林1924年寫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的命題，這就是：“俄國人的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相結合”。
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對于在特殊國情中正確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還不成熟。后來在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啟發下，1922年5月，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開始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中共二大初步確立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要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由于反封建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陳獨秀開始推行放棄革命領導權的“二次革命論”，結果造成了國民革命的失敗，共產黨人被國民黨蔣介石反動集團大量屠殺。這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次大失敗。1927年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走上獨立武裝斗爭的道路。在此以后，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黨內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論”占據上風，在軍事采取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結果被強勢的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白區革命斗爭的失敗，遵義會議之后才發生轉折。
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黨的正確領導是從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中得來的。例如，大革命前，惲代英看到陶行知搞鄉村工作，就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回信說，現在做城市工人工作還忙不過來，哪有空去做鄉村工作。1925年2月，毛澤東回韶山養病，在湖南做了大量農村調查，先后寫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年9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等文章。其中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毛澤東提出了“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的思想，“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秋收起義和紅色根據地的開辟，就是這種正確路線的現實化。
大革命失敗后，紅四軍內部爭論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亂。毛澤東批評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都是形式主義，指出其來源是唯心主義，與注重實際效果的“需要主義”形成鮮明對照。1929年9月28日，周恩來主持和審定寫成《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其中以題為“紅軍與群眾”的專節，論述了包括軍隊在內的黨和群眾的關系問題，并且強調，“關于籌款工作，亦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沒收地主豪紳財產是紅軍給養的主要來源，但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群眾路線”的概念。同年12月，毛澤東據此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在同一篇文獻中，《決議》還號召要正確運用黨內批評這個“堅強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斗力的武器”，“發動地方黨對紅軍的批評和群眾機關對紅軍的批評”，增強黨的戰斗力以達到革命的勝利。
1929年6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針對一些“形式主義”現象指出，這只是“歷史上一種錯誤的思想路線上的最后掙扎”。毛澤東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批評那種認為六大的“本本”能保障永久勝利的想法，“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相對應，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并注重調查和研究。
把作風建設專門相對獨立出來進行研究和探索，是從陜北時期開始。1936年7月15日，劉少奇在《肅清空談的領導作風》一文中首次提到“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概念。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 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 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 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 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1937年9月，毛澤東寫下了第一篇專門論及黨的作風的文章《反對自由主義》。1938年9月29日—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最終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的任務，為黨的作風的根本轉變做了組織準備。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了要反對主觀主義，樹立馬克思主義學風。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一文中指出：“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1942年2月，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指出:“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這就鮮明提出了黨的作風即黨風的概念。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強調“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過延安整風，全黨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毛澤東在1945年4月24日所作《論聯合政府》的七大報告中集中進行了闡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他鮮明地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燥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兩個務必”的優良作風，使全黨在偉大的勝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為我們黨提供了作風上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