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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我們面臨的是國民財富的不斷流失，中國已經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所謂的美元陷阱）”，中國必須盡快擺脫儲備中基本是美元資產的失衡格局，加快戰略領域的產業投資，積極推動外儲投資多元化。
作為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投資對象，中國持有美國債券規模在過去的十年中經歷了爆炸性增長，年均增長率達36.8%。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截止今年5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為1.16萬億美元，繼續成為美國第一大債權國（在全球債權人中僅次于美國社保基金和美聯儲居第三位）。
然而，提高債務上限對于美國而言只是暫時的“喘息”，隨著債務規模越來越大，財政負擔、融資成本的不斷上升，以及社會福利費用的大幅增加。這意味著中長期來看，一方面，美國債務風險將長期化，全球資本市場將會失去風險評估基準，整個資產定價體系都需要重新調整，中國可能要面臨全球金融市場的不斷沖擊，中國金融體系以及資本市場也將面臨動蕩；而另一方面，美國債務增長失去控制也會讓美元發行失去了控制，隨著美國債務的膨脹，美元將進一步貶值，這也將直接導致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儲備資產的大幅縮水，而中國占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外儲將首當其沖。
出口驅動型的經濟模式下我們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余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并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收益率3%～4%）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后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中國這樣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由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缺少完整統計，但來自各方機構的報告顯示，外商在華投資收益頗豐。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美國在華企業白皮書》的調查發現，美國在華企業2000 年的投資收益率是10.9%，2004 年收益率達19.2%。社科院報告顯示，1999-2009 年間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經營性凈收益率為15%，加上資產升值和人民幣升值因素，收益率為18%。因此，如何擺脫“低效率、高風險”的循環，如何扭轉這種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辦法就是轉變中國的資產負債結構，加快外儲支持“走出去”戰略。
事實上，我們已經具備了大規模海外投資的條件，自2000年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已經第十一個年頭。中國從一個外國直接投資的接受大國變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更是從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變為了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外儲應該轉變投資模式，要進一步加大對實體和產業的投資，積極開拓重點領域的海外市場、加大技術升級、資源能源收購、知識產權等項目的重點支持，以及新興產業方面的股權投入。除了被當前人們所關注的資源、能源領域，外儲可以考慮向以下領域有所側重：
推動戰略新興產業“走出去”。根據筆者的測算，目前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只占中國GDP的3%，到2020年，這些產業占GDP的比例將提高到15%。要實現這個目標，這些領域的企業就需要拓展海外市場，取得全球的資源整合和市場的開拓。
推動中國農業“走出去”。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牢牢掌握糧食安全的主動權，生產技術以促進糧食增產的同時，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產等自然資源，建立穩定、可靠的境外農產品供應基地，已成為農業“走出去”的必然選擇。未來，全球糧價上漲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笆濉睍r期，可把具有良好的市場、政策、自然條件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俄羅斯以及擁有豐富漁業資源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島國作為“走出去”重點區域。發揮我國在農產品種植加工、禽畜飼養、農機具生產、漁業捕撈等方面具備的相對比較優勢，推動農業加快“走出去”。
推動民營企業“走出去”。當前，在以資源收購為主的情況下，“走出去”兼并收購的主體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居少。從發展趨勢看，要發揮民營企業的體制優勢，鼓勵民營企業在其他產業上積極“走出去”。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處于資金少、受扶持也少的劣勢地位，但民營企業產權清晰、機制靈活、決策快、在國外收購的阻力小等。因此，對于資金不足但又有海外收購意圖的民營企業，國家應該積極扶持出臺更加積極的鼓勵政策。未來五年，隨著我國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政策效果的逐漸顯現，民營企業的規模和整體競爭力將明顯提高，具備了參與國際競爭的實力，預計未來我國的民營資本對外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將明顯提高。
推動設立海外研發基地。中國要成為自主創新型國家，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是必然的選擇，利用外儲支持建立海外研發中心，利用海外研發資源，使研發國際化，取得先進水平的自主知識產權，進而提高中國技術體系的創新能力，為跨越產業低端徘徊奠定基礎。（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