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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時期的突出矛盾焦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書中提出，社會問題在“十二五”如不能得到有效緩解，不僅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還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投資消費失衡的矛盾，增加經濟領域的危機因素，增大解決問題的難度。“十二五”應把社會體制改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加大改革力度。而“現在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社會風險同農民工問題間接或直接相關”。為此，作者專門就農民工市民化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提出了“‘十二五’：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的命題。應當說，過去的30年，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為工業化、城市化做出了歷史性巨大貢獻，但卻難以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十二五”期間，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鄉一體化，都繞不過“農民工”這個坎。“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既是“十二五”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頭戲，也是“十二五”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我很早就提出過“農民工一詞應當成為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用語”，自然十分贊同“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的命題。但我認為“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將相當艱難，正真能起步就是偉大成就，但愿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之時，我國不再有農民工群體存在。
“十二五”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在于政府轉型。政府轉型是作者長期關注和研究的重點領域。在本書中，作者強調“十二五”時期的政府轉型決定改革發展成敗，認為雖然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有一定進展，尤其是在改善民生方面有重要進展，但政府轉型尚未真正到位。下一步，是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推動政府轉型，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政府轉型？基本理念不轉變，現行財政體制、干部考核機制，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自身利益傾向都將難以改變。作者提出，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新階段發展方式轉變對政府轉型的依賴性全面增強。沒有政府轉型的突破，改革就難以深化，發展方式就難以轉變。為此，要確保政府能夠準確扮演經濟性公共服務、社會性公共服務和制度性公共服務的三大角色，為“十二五”改革發展創造必要的前提。
我完全同意政府職能轉變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這一判斷。現在有一種傾向，提到轉型需要解決的諸多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完善行政指標體系，搞政府官員責任制，突出一把手的作用。我認為，如何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爭，杜絕政府與市場界限不清造成的大量權錢交易腐敗行為可能更為重要。
作者是我的老朋友，開卷細讀，彷佛他就在對面侃侃而談，又言之有據，神采飛揚，又飽含憂國憂民之情。故向關注、關心、支持我國改革事業的朋友推薦《中國：歷史轉型的“十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