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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經濟再平衡加劇多級博弈格局的復雜性
這種“新現實”的第二大特點就是盡管世界各國全球經濟失衡格局不可持續，但調整的步伐卻異常艱難，深層次全球經濟失衡深層次矛盾的解決，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多極博弈格局的復雜性將使世界經濟重返平穩增長軌道面臨巨大挑戰。
一是以需求和供給構造的世界分工體系正面臨著利益分配巨大不平衡的困擾。一方面，一些以“借貸推動發展、消費促進繁榮”的發達經濟體，在超前消費的同時，制造業服務業大規模轉移到回報更高的發展中國家。其結果是資本透支，產業掏空。另一方面，以“發展制造業、通過積累擴大再生產”的亞洲經濟體經濟體，則在經濟發展上依賴發達國家市場，背上了貿易盈余帶來的資本包袱，使自己的經濟積累被發達國家的資本債務所累。
二是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脫節日趨嚴重，現在制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體系比較脆弱，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風險將越來越多的由新興市場國家承擔。
三是全球債務國與債權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布的失衡。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匯儲備已增加至8.1萬億美元，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中國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中國香港、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中，由8個是新興經濟體，只有2個是發達經濟體。
與此相對應，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債余額總值為56.9萬億美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10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2%，而美國外債余額已到達13.6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債余額的23.9%。因此，更直白一點講，全球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的失衡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表現。
三、全球經濟結構調整面臨歷史性挑戰和轉型陣痛期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壓力。對美國而言，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漫長和艱難的過程，將受到多種因素制約。首先，調整受制于巨額財政赤字。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巨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僅醫保改革就需要9400億美元，而金融危機已經給政府留下巨大赤字的后遺癥。目前，美國國債超過14萬億美元的大關，美國政府面對捉襟見肘的財政困境，即使有再好的改革方案和調整構想，也會因缺乏充足的財政支持而難以實施。其次，產業調整空間有限。由于美國勞動力成本高，傳統制造業重組缺乏競爭優勢，“再工業化”進程將步履蹣跚。此外，擴大出口前景也充滿不確定性。未來幾年內，歐、日經濟復蘇緩慢，美國難以指望擴展其他發達國家市場。而同樣飽受高債務、高失業率困擾的日本、歐洲經濟體，改變過度依賴負債消費的發展模式，大幅增加研發和基礎設施投資，很快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并非易事。
而世界經濟的另一端，面對全球需求結構調整和發達國家進口需求減弱，發展中國家既要著力擴大內需市場，又要壓縮過剩生產能力和爭取新興產業市場空間，調整壓力明顯加大，從而經歷外需停滯不前而內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轉型鎮痛。據IMF預測，預計在后危機時代貿易盈余對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維持在低位，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將可能會面臨全球經濟再平衡趨勢進一步強化的重大考驗，盡管財富和影響力正在“由東向西”轉移，但可以預計的是這一過程絕不可能那么順利，全球都將步入一個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