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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文:我國技術經濟學奠基人
古稀之年仍奔忙
半個世紀以來,李京文一直在與數字打交道。技術經濟學、數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物流經濟學、拓撲學、模糊數學……這一個個貌似枯燥乏味、讀來令人生畏的詞匯,在李京文心中,都是龐雜社會現象的某種量化――生活的結晶、生態的變異、生產率的體現,又是經濟運行的總結與展示。特別是近20年中,李京文帶著他的團隊,以數字為依托、以科學計算為方法,先后完成了三峽工程、京滬高速鐵路、南水北調工程、磁浮列車工程等重大項目的經濟論證,確保了這些重大工程的順利實施,為中華民族的工程建設史、經濟發展史,增添了一篇篇光彩奪目的華章。與此同時,經過他們的科學歸納,數字又經常能夠幻化成精要的規律、觀點、判斷和預測,為黨中央把握世界經濟運行趨勢、制定宏觀政策,掌控中國經濟航船提供重要的依據。
時下,年逾古稀且腿疾纏身的李京文院士依然奔忙不息。不久前他剛到廣西主持評審了根據兩國總理共識開展的“中越兩國建立‘兩廊一圈’可行性研究”課題,探討了建立“南寧-諒山-河內-海防-廣寧”、“昆明-老街-河內-海防-廣寧”兩個“經濟走廊”和“環北部灣經濟圈”的前景與途徑。回到北京,就埋頭指導幾位博士生完成他們的論文:有關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奧運會公共設施的投融資及管理體系的構建等等。
從官員到學者
李京文1933年生于廣西陸川縣。少年時的他有一個瑰麗的夢想:當詩人、文學家。稍大后,感到現實的丑惡是因為沒有吸取以往教訓,改而想當歷史學家。再后來,因為數學成績出色而頗受老師表揚,于是又想當數學家。高中畢業,正值解放不久,李京文在姐姐的鼓動下,放棄了進中南藝術學院創作系的機會,考進了武漢大學經濟系,從此走上名副其實的“經學生涯”。
1953年,李京文被選送到蘇聯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和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學習。在那里,當面聆聽到毛澤東主席那段膾炙人口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回國后,李京文先后在河北省計委、國家計委、北京經濟學院、國家建委、建材部和國家建材總局等單位工作。“文革”中期,從農村下放鍛煉后被調回國家建設委員會,從部長秘書一直當到總局長助理。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80年成立時,李京文被調任技術經濟研究所負責人,完成了由官員到學者的大轉身。
2001年,李京文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中國迄今極少擁有這一頭銜的經濟學家。
一輩子捉摸“把事做好”
中國沒有經濟學院士,李京文是作為工程管理學專家被選為院士的。他對建立我國工程論證、規劃與決策的理論方法和制度作出了開拓性貢獻。除“三峽工程經濟評價研究”等大型新型工程項目經濟可行性研究外,他還主持或參與制定了電力、建材、水利、鐵道、物流、航天等部門的發展規劃和技術政策,以及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環渤海經濟圈等區域性發展戰略。
李京文是我國技術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首次提出了精確測算我國技術進步及其影響的方法。他率領助手們開創性地研究了我國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了“科技進步是富國之源”的著名觀點。他與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喬根森等各國學者合作,系統地分析比較了中、美、日三國的生產率,撰寫了《生產率與中美日經濟增長》一書,在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政兩界均引發了不小的反響。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他領導課題組所執行的“總理基金研究項目”《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經濟藍皮書)。此書自1990年開始,每年春秋兩次預測、分析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成為我國制定新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他主持或參加的《1998―2050年中國經濟發展與預測》、《12部門技術政策》、《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綜合研究》、《北京市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優化》等,均獲得了包括多次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在內的重大獎項,成為中國和相關區域、部門經濟轉型過程中重要的科學依據。
李京文說,他這一輩子,就是捉摸怎樣把事情做好。為了“把事做好”,他有4個行動信條:一是要愛人、尊重人,要善于與人合作,共同前進;二是要實踐、要行動,決不能光想不動、光說不動;三要勤奮,勤能補拙、業精于勤、勤則不匱,勤是成功的必備條件;最后,還要不斷圖新、創新,努力學習新知識、研究新問題、尋找新答案,緊跟前沿科學,在不斷求索中前進。(洪崇恩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