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利于全球氣候進程的大局
“現在發展中國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對發達國家保持一定壓力是必要的，否則它們不會承擔應盡的減排責任。現在國際輿論大談中國和印度的責任，這是不對稱的，這是歷史責任，是發達國家造成的，它們不盡最大責任，我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
日前，由中國民間氣候變化行動網絡舉辦的一個氣候談判工作坊上，中國政府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成員、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作上述表示。
“在談判中妥協是必要的，但在根本問題上不能含糊、不能動搖。如果動搖了，實際上不利于整個全球氣候進程的大局。”已經做了10年談判工作的鄒驥說。
鄒驥認為，對外，在爭取國際規則的形成、利益的分配、排放權益的分配上，要寸土必爭；對內，要認真落實好節能減排工作，去儲備我們的技術研發，去改變我們的政策。“堅持做好這兩點，方向就是對的”。
在今年9月于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中國爭取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
“胡錦濤主席這一表態是又往前走了一大步，過去談判時是要談很多條件才會說出這樣的話的，這次胡主席主動說了。”鄒驥說。
但據鄒驥透露，僅過了一天，就有西方國家氣候大臣打電話過來，說他們算了算，你們的碳排放下降額度應該是多少多少。而在隨后的巴塞羅那談判中，也開始讓中國報減排數。
鄒驥認為，這就是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了一步，他們就要求兩步。他們自己的責任可以避實就虛，說得少一些，你的責任他們不會放過，這就是國際談判的規律。實際上歐盟、美國的減排量遠遠達不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它們的要求。
中國全球氣候談判代表、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對此有類似感受：“發展中國家提出要資金、要技術，但發達國家不答理。一不想出錢，二不想出技術，要談就總提要求、要發展中國家減排多少。這與《公約》精神背道而馳。”
“中國有些學者，甚至官員曾說，中國答應一個峰值也沒什么了不起，我們自己能做得到嘛！但我認為這種觀點就是缺乏對國際談判規律、國際利益分割規律、國際權益分配規律的認識。”鄒驥表示。
鄒驥認為，適應問題主要受到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因為他們最脆弱。它們的訴求是要求發達國家拿出資金、技術來幫助它們進行能力建設，幫助它們適應。
發展中國家要減排，為什么非要發達國家來援助呢？對此，鄒驥表示，這還得回顧《公約》第七條，發展中國家所作的任何一個努力或者它們能夠履行公約的程度，取決于發達國家提供援助的程度。這還是歷史責任問題。
對于技術轉讓問題，中國希望在體制機制上落到實處。因為從1992年簽署《公約》以來，技術轉讓進展非常緩慢。另外，中國希望建立多邊的基金，首先希望發達國家用公有資金共建一個基金，再配合若干政策措施，撬動私營部門的基金，去影響資本市場、碳市場，以及技術市場，從而促進環境友好技術的研發、示范和轉讓。
“中國的這套技術轉讓建議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正確的方向。但這樣的建議遭到冷遇，發達國家基本不愿意去談。資金的問題也很類似，它們總討論沒有的錢花在哪兒，不談這些錢從哪里來。我就跟它們說，這種做法就類似中國所說的‘水中撈月’、‘畫餅充饑’。”鄒驥說。
離哥本哈根談判時間很近了，但鄒驥感覺并沒看到有實質性進展的跡象。“在這種問題上，均衡是非常脆弱、非常微妙的。”
“胡錦濤主席已經代表中國表態了，但對于國際媒體，在它們的價值觀下、在它們的利益格局下和規則下，由他們來評判，不要寄望于他們去說公道話、為你說好話。中國的媒體要有自己的本位，有自己的聲音。”鄒驥說。
鄒驥表示，中國國內切切實實在搞節能減排，并為此關閉很多萬千瓦的小機組，有一些人為此下崗。在四萬億救市計劃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投進去了。“哪個國家做到這一點了？！我們到那兒不是爭自己不減排，不是爭自己不關注全球氣候，而是爭自己的權益。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完全有理由采取一個非常強硬的態度。”
事實上，就在剛剛過去的11月26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鄒驥表示，對有些事情的討論在大的背景下要平衡，如果討論中國的碳強度，同時就要討論美國、歐盟的碳強度；在討論中國碳強度減少時，也應討論中國的技術需求、資金需求。“報道要平衡，這才給世人一個全景。”
呂學都同時是聯合國CDM(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候補委員。
對于CDM的前景，呂學都表示，各方對利用市場機制(CDM、排放貿易等)以較低的成本完成減排義務，原則上沒有異議；對改革CDM以提高效率，沒有原則異議。未來將需要繼續就CDM的改革和發展進行談判，重點是提高CDM執行效率和可預見性。
同時中國也在拿出資金推進這項工作，“比如我們已經為非洲、亞太做過兩次CDM培訓班，把中國的經驗和教訓告訴它們，‘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中國還派了專家到非洲教它們如何做CDM。”呂學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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