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上要當一把劍，為科學發展保駕護航；對待人民群眾我愿意做一頭牛，為他們耕田種地；對環保系統的這些環保工作者，我愿意做一把傘，為他們擋風遮雨。周生賢如是說。
2005年12月8日，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后排右二)一起視察佳木斯市松花江污染監測斷面。（段松君 鄧佳）
松花江不會忘記
2005年11月30日時任國家林業局局長的周生賢接到通知，到中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還在著手準備召開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說心里話，我對林業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國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雖然感到任環保總局局長有很大的壓力，但對此我有信心。”他堅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剛剛宣布任命，周生賢便出席國務院防治松花江污染會議，然后到林業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六點半他已經趕赴冰天雪地的東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環保總局一位處長表示，“甚至還沒有見到周生賢的面，”他“就去現場了”。
到了佳木斯，他堅持要到監測點去實地察看。佳木斯分布著3個監測斷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當地領導說：“看一個就行了吧？”周說：“不行，3個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環保部門的人說：“冰薄，路滑，站在這里能看見。”他說：“站在這里看不清啊！”趟著積雪，沿著浮橋，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個取樣點，與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握手，詢問每一個細節：多長時間取一次樣，什么時候會加大取樣頻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風寒。
在此期間，“前線”和總局的工作兩不誤，周生賢安排兩位副局長分別在黑龍江和北京協助工作。在前線，他組織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戰略部署，隨后召開新聞發布會增信釋疑，引導輿論，為老百姓趕制喜聞樂見的年畫……
佳木斯市環保局局長葛鳳嶺向《小康》回憶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數時間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兩點鐘，每天要工作十七、八個小時，到后期顯得很疲倦。面對緊張的工作局面，他著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當周離開佳木斯的時候還沒有痊愈。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賢說：“松花江是當地的母親河，要愛護她，利用她。這次松花江環境污染的教訓，是切膚之痛，震驚了世界。要引以為戒，警鐘長鳴。”
履新環保總局下猛藥
此前海外媒體曾把中國的環保局，列為世界上最尷尬的四個部門之一，暗諷部門對自身職能履行上的尷尬。周生賢對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隱諱地指出，環保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上任伊始，周生賢即施以猛藥，推行了一系列果斷措施。12月8日，在檢查佳木斯一些企業排污情況時，周生賢對隨行的環境監察人員說：“我們環保的權威從何而來？就是通過嚴格執法，來樹立環保部門的權威。”當日他簽署就任后的第一個緊急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環境安全大檢查；隨后，環總局連續否決七個大項目；其后，又叫停11家對飲用水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查處了10家大型違法項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開的全國環保廳局長會議上，周生賢透露，以前在林業局，晚上十二點后一般沒有電話。而到環保局后，一個晚上甚至四五個電話。環保總局局長這個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見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賢嚴厲批評了當前存在的破壞環境的開發行為。他明確表示，要實現十一五規劃的環保目標，必須堅決做到不欠新賬、多還舊賬，而關鍵就在于把好“環評”這個重要關口。
周生賢還在環保系統內部推行環保官員問責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環保指標，地方環保官員乃至政府官員完不成就不能提拔，顯示新一輪的環保問責風暴正在展開。
“不廉潔的事情堅決不能干”
據同心縣的一位干部回憶，周生賢一心撲在工作上，對自己的位置一直不關心。當時任命周為同心縣委書記的時候，周還在百余里外的紅寺堡植樹造林。周當時的職務是同心縣副縣長，在造林時，有位朋友打電話來說，縣委書記這個位置批下來了，上面說由你來擔任。回憶此事，周說當時覺得這是朋友在跟自己開玩笑，因為按照報上去的名單，怎么也不會是自己。于是繼續在一線指揮造林播種。結果第二天早上組織上就到縣里宣布了任命結果，縣委書記周生賢。這回接到組織電話的周生賢才從一線趕回縣里。這也被一些人戲稱說：“周生賢植樹，回來就能當縣委書記。”
談到這件事情，周說：“我最討厭跑官要官了，現在的一些年輕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這兒來跑官要官的，肯定無法得逞。”
記者來到周出生的地方，一個用泥坯圍起來的院子里面蓋了幾間房子。周的弟弟周生輝還住在這里，他現在鎮上作紀委書記，但自己還在種地，跟當地的農民沒什么區別。
據記者了解，周的弟弟當年軍隊轉業回來成了民辦教師，轉正的需要考試，結果只差1.5分。而當時周生賢就作同心縣的縣委書記，弟弟找到他，他卻死活不肯幫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績很好。
當地的一位干部說：“周部長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這么多年了還在鄉里。稍微說句話至少也該作個縣領導了吧？”以至于當地很多人說周生賢有點不近人情。
《小康》記者看到舊莊村雖然離鎮上不遠，但是基本上沒有自來水。一位當地的干部說：“前幾年鎮上安自來水，自來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時候，想修過去。但周的父親堅決不讓按，說大部分人還沒有安自來水，咱們也不能搞特殊。”
快要離開韋州的時候，隨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訴記者說“周的父親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沒說什么話，也沒有找縣里領導。”因為當地的風俗，漢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這個時候，周已經是部級領導了。“只要說一聲，縣里肯定會把這些問題解決好。但是周家就是沒有跟縣里說。”
家庭讓我放心
周生輝還記得， 1969年前后，剛畢業回來的周生賢經人介紹娶了鄰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氣，用驢車把新娘子拉回來了，簡短的儀式，就算婚禮了。
談起自己的家庭，周說：“家里這方面情況還是算不錯的”。“孩子也都比較爭氣，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個孩子，都結婚了，還有一個小孫子。”
“我跟我們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單位的事她不管。我現在拿多少錢我都不知道。我們家里的這些開支，一切都由老伴說了算。我們定這個規矩的時候家里的大事她問我，但是我這結婚幾十年從來沒有過大事，也沒有問過我，都是她在那兒開支。”
采訪中《小康》了解到，除了不準夫人參政。周也明令禁止秘書把自己的電話和家庭住址告訴其他人，特別是想來辦事的。
同心縣的一位老同志回憶，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縣某工廠工會的領導之一，當時按照規定在領導崗位上的工人可以轉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報到縣委后，結果時任同心縣委書記的周生賢首先就把自己妻子從名冊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銀川后，也有很多機會，但是周生賢始終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時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為子女)品行都比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業，家庭現在非常和諧，所以這樣反過來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如果我們談到五點多，老伴就要來電話，問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飯了。”周生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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