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6年只有32頭奶牛和170只奶羊的幸福乳業合作社，發展到品牌價值近150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三鹿用了整整50年時間。
然而，從一個年銷售收入億元的企業走向破產，三鹿卻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
其實，從2008年5月17日三鹿高層接到產品出了問題的報告算起，到9月12日三鹿被封，這100多天才是三鹿真正的生死抉擇期。
“中國搞市場經濟的時間短，企業生存、發展環境復雜多變，決策稍有不慎，就可能影響企業的發展，甚至生存。”2006年，三鹿集團成立50周年之際，企業的長期掌舵者、董事長田文華如是說。沒想到兩年后，企業竟然真的遭遇生與死的挑戰。
更讓她沒有想到的是，正是她及相關部門的決策失誤，竟讓她苦心孤詣經營了整整40年的乳業王國如泥腿巨人般轟然倒地。
三鹿，究竟“鹿”死誰手？
2008年的最后一天，田文華和三鹿集團原副總經理王玉良、杭志奇，原奶事業部部長吳聚生一起站在了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被告席前，經歷了長達14個小時的庭審。
再次回顧這次庭審，記者卻發現，被告人的陳述、公訴機關的起訴書和出具的證人證言，以及辯護方的辯護意見，勾畫出了三鹿集團由出現問題到走向崩塌的全過程。其代價之沉重，其教訓之慘痛，令中國企業界乃至政府部門反思。
6個質檢部門未檢測出“三聚氰胺”
法庭上，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07年12月以來，三鹿集團陸續收到消費者投訴，反映有部分嬰幼兒食用該集團生產的嬰幼兒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現紅色沉淀物等癥狀。
三鹿集團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劉承德2008年9月21日在接受公安機關的調查時稱，早在2008年年初開會時，就曾聽到王玉良說，接到投訴，說有小孩喝了我們的奶粉出現尿紅、結石等現象，當時還開會決定看原料是否出了問題，或者案發地是不是結石高發地，并要求對發病人員詳細跟進，掌握情況。
但直到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團客戶服務部才書面向田文華、王玉良等集團領導班子成員通報了此類投訴的有關情況。隨后，田文華組織成立了問題奶粉處理小組，她自己擔任組長，并在5月20日成立了由被告人王玉良負責的技術攻關小組。同時還成立了奶源管理小組，由杭志奇擔任組長，負責生產過程管理和奶源質量問題。一向重視公關工作的三鹿在此期間還成立了市場信息處理小組，由副總蔡樹維和張振嶺負責，針對消費者的投訴開展應對工作。
技術攻關小組在6月份初步發現了問題。田文華說：“我記得是在6月，領導小組開會聽取匯報時，王玉良進行了匯報，他說，咱們的奶粉與國內外其他的奶粉相比，‘非乳蛋白態氮’含量高，但根據國家標準來看，這個方面并沒有相關標準。”
田文華說，在技術小組查出問題后，她指示技術組要查“非乳蛋白態氮”高到底是出了什么問題，同時還建議技術小組組織專家進行研究，看小孩出現腎結石、尿結石是否真的是因為喝三鹿奶粉引起的。
2008年6月，三鹿又派人直接與出現嬰幼兒結石病患的醫院聯系，試圖找出原因。
與此同時，三鹿集團還與消費者共同委托湖南省食品質量監督檢測所、長沙市食品質量監督檢查中心、徐州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進行抽查。三鹿集團則自行委托了國家乳品質量監督檢測中心、國家環保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和農業部乳品質量監督檢測中心對市場相應的產品進行了送檢。
但田文華說，非常可惜的是，不論是在事故發生地進行檢測，還是國家權威部門進行檢測，這些送檢的產品，不僅未能檢測出已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情況，而且檢測的結果都被認定為合格產品。
然而，大量的案例顯示，這些嬰幼兒出現問題，與三鹿的產品直接相關。法庭上，公訴機關出具的一份三鹿原副總經理張振嶺(現董事長)的證言也顯示，此時他們“盡管不知道出了怎樣的問題，但知道肯定出了問題”。
通過投放廣告控制媒體曝光
公訴方稱，三鹿集團在2008年7月召開了多次會議，其中的7月17日會議和18日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可以證實，企業高層當時已經意識到是奶粉出了問題。
公訴方提供的證言顯示，三鹿集團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劉承德曾談及7月17日會議的情況。“我們在二樓會議室召開會議，參加人員有田文華等人，會議通報了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發生了十幾例嬰兒患腎結石的情況，說大部分都食用過三鹿嬰幼兒配方奶粉。同時，我們也了解到，江西、湖南、湖北、河北等地也出現了類似情況。”
田文華也說：“在2008年6月，我們就把2007年12月之前生產的產品全部收回來了，因為發現出現問題的產品是2007年10月份的產品。”
然而，即使意識到是自己的產品出了問題，三鹿集團首先想到的卻不是及時上報，而是考慮怎么應付輿論的壓力。
因此，在這次會議上企業高管們作出的一個決策：封鎖媒體。為此，三鹿集團安排了副總經理張振嶺和蔡樹維來負責這方面事務。其中，張振嶺負責處理媒體事務，蔡樹維負責處理消費者事務。
兩人在此方面早有經驗，2004年阜陽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品牌就曾被列入媒體公布的不合格奶粉和偽劣奶粉的黑名單中，當時負責滅火的正是張振嶺和蔡樹維，他們成功地讓三鹿避過了聲譽之災，并成就一個企業危機公關的著名案例。
這次也不例外。公訴方出具的證言顯示，張振嶺承認：“在7月的一次會上，田文華讓我負責做面對媒體的工作，當時已經有傳言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現問題，不斷有記者要采訪我，我們怕問題曝光，所以田文華讓我負責(這方面)工作。”
張振嶺說：“當時主要是湖北、湖南地區(反映問題較多)……通過給媒體廣告費用，讓他們不報道，封鎖消息，控制媒體。(我們)做消費者工作，防止消費者向媒體反映問題和情況，怕媒體曝光后影響公司利益。”
公訴機關出具的另一份證言也顯示，三鹿奶粉事業部經理付新杰說，在2008年7月他參加的一次經營班子會上，會議要求，要為消費者換貨、退貨，讓消費者情緒穩定，“不要讓媒體知道消費者投訴三鹿奶粉情況，不能影響公司的利益”。
“這事一定要保密”
在三鹿集團開展危機公關的同時，技術攻關小組仍然在努力查找問題。7月下旬，他們終于找對了方向。
公訴方出具的證言顯示，三鹿集團技術中心應用研究部一位姓王的副部長稱，大約在7月20日，他們開始懷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是我和張志國在網上查的資料，發現2007年年初在美國發生的寵物死亡事件中，寵物飼料中含有三聚氰胺，我們懷疑嬰幼兒奶粉中可能也摻有三聚氰胺”。
公訴方出具的三鹿集團技術保障部部長李朝旭的證言也稱：“7月24日上午10點多，我去王總(王玉良)辦公室，王總正在說要派人去北京檢測三聚氰胺，因為我知道河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可以檢測三聚氰胺，所以我就跟他說了。”
李朝旭稱，王玉良吩咐，送檢時一定不要說是我們的產品。“下午6點多，我和張志國將16批樣品送到檢疫局，登記時，我們說是市場打假收回的奶粉，以及山東來的原料。26日上午，我打電話(給檢疫局)問檢測情況，對方告訴我說其中有樣品含三聚氰胺，我跟王總匯報情況，王總讓我配合檢疫局做好保密工作。”
三鹿集團技術中心副部長張志國則證實：“7月24日，我和李朝旭將16批產品送到檢疫局檢測，送檢產品上沒有三鹿的標志，因為王總吩咐過，這事一定要保密。”
8月1日下午5時，王玉良向田文華匯報了河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的檢測結果，說16批次奶粉樣品中，15批次檢出了三聚氰胺。田文華說，“聽到這個以后，我決定立即召開經營班子擴大會”。
會議由8月1日傍晚一直開到第二天凌晨4點。田文華說，會議最終還形成了幾項決議：一是對已有奶粉立即進行封存，暫時停止產品出庫；二是收回市場上的產品并購置檢測三聚氰胺的設備，由王玉良負責對庫存產品、留存樣品及原奶、原輔料進行三聚氰胺含量的檢測；三是由杭志奇加強日常生產工作的管理，特別是對原奶收購環節的管理，并決定派出400多名檢測人員到各收奶站，以“人盯奶站”的方式監督各奶站，確保原奶的質量；四是召開董事會，公布已經出現的問題，制定收回的方案，對通過檢測的和沒通過檢測的產品進行抽查。
但這次會議做出的決定中，沒有包含向社會坦誠問題的內容，反而做出了保密的決定。公訴方出具的證言顯示，杭志奇2008年9月22日供述稱，在這次會議上，“田文華要求嚴格保密，說這是為了控制事情的局面……田文華就是害怕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事情泄露出去。”
杭志奇同時稱，為了保密，田文華甚至要求部分內容不進入會議記錄。
同年8月2日上午，三鹿集團的高層又與新西蘭恒天然公司派駐三鹿公司的董事一起召開了董事會，田文華等人將產品被污染等情況告知了外方董事，外方董事表示愿意接受經營班子擴大會的決議。
8月1日，還在杭州出差的張志國，接到了王玉良的電話。王玉良告訴他檢測結果，并讓他在上海購買到檢測三聚氰胺的試劑盒后，趕緊回來研制檢測三聚氰胺的方法。
“8月3日，我在做這項工作時被告知，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些試劑是用來檢測三聚氰胺的。”張志國說。
8月4日凌晨，張志國經查閱農業部關于飼料中含三聚氰胺的檢測方法后，成功研制了原奶中含三聚氰胺的檢測方法。
8月4日上午，王玉良組織開會，“會議同樣要求保密，不要寫三聚氰胺。如果檢測出有三聚氰胺，就用‘A物質’或者‘B物質’上報。8月5日，我檢出16個產品中都含有三聚氰胺。”
杭志奇則表示，只說“非乳蛋白態氮”或者只說“A物質”、“B物質”，不說三聚氰胺，是由田文華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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