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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動調低”GDP到相繼推出“幸福指數”，從關注菜籃子、解決“蝸居”到增加就業，從提高居民收入的倍增計劃到實現“有福利的增長”……新年伊始，各地“十二五”布局中，共同的主題和表述頻繁出現——追求科學發展，讓“幸福”變得更加具體實在，釋放出中國前行的新“信號”。
更有質量的增長——GDP增減凸顯“調結構”任重道遠
高速的GDP增長，曾是各地爭相追趕的目標，但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有了不同聲音。
經濟“龍頭”不約而同在快車道上“換擋”：上海、北京、廣東、浙江、山東等省市公布的“十二五”經濟增速目標紛紛調低至個位數。
8%、10%的增速似乎不夠起眼，但謀求“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這些省市，在淡化GDP的同時，注重將反映科學發展水平的指標與GDP“掛鉤”。
江蘇省提出，未來五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比重達到40%；科技創新繼續走在全國前列，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上海將使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比翼齊飛”，使服務經濟比例達到65%的新高。
國務院研究室陳文玲司長說：“事實上，我們需要的并不是單純‘經濟減速’，而是匹配環保、能源、資源的承載力。如何實現‘更有質量的增長’，如何能在更少依賴能源和資源消耗、更少依賴勞動力價格優勢、更多依賴科技和管理創新驅動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繞不過的課題。”
全國人大代表、巨力集團董事長楊建忠認為，GDP增長目標調低，正是面對客觀實際主動轉型的結果。經歷多年高速增長之后，許多城市土地的投資密度、環境的承載能力等均已接近飽和。
在各地已公布的“十二五”規劃中，保持經濟相對高速增長仍是一部分省份的主要目標，有的增速指標定在10%以上，有的目標設定在“十二五”期間經濟總量翻一番。
“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已經淡化了GDP等指標，這是我國發展加快轉型的重要信號。地方相對的高增長，必須放在全國資源可承載力的大平臺上統籌考慮。”中央黨校研究員曾業松分析說，當GDP還在作為政府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時，就不排除一些地方鋪攤子、上項目的沖動。片面追求高增長，包括產業化雷同問題，必然會給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帶來壓力。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日前明確表示，GDP增速目標必須冷靜考慮相關環保、能源、資源的承載能力，不能敞著口子用能源。
“作為發展中大國，不發展肯定不行，盲目追求高增長更不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說：不論是東部沿海還是中西部地區，都必須重視未來產業結構的升級與演進，將發展質量擺到核心位置，擺脫傳統的唯GDP思維，從而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整體“換擋”升級。
更有福利的增長——民生硬指標讓“幸福藍圖”更實在
“我們從短缺經濟時代過來，年輕時都嘗過沒有房住的滋味，所以不希望年輕人像‘蟻族’一樣生存，過‘蝸居’生活，我們有責任讓發展成果惠及新就業的年輕人。”河南省副省長張大衛在河南兩會上的發言讓人們頗感親近。
加快保障房步伐，圓百姓“安居夢”，成為地方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的共識。河南省提出，未來五年預計建成各類保障性住房200萬套以上，是“十一五”時期的7倍。
與追求GDP增長步伐放“慢”相對應的，是今年地方兩會上頻頻出現的加“快”民生改革。從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的“一降一升”，人們目睹了科學發展的穩健步伐。克服眾多民生“痼疾”，更加注重“有福利的增長”，不少地方兩會將民生考核變得更具約束性。
重慶，率先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寫入“十二五”規劃，作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標。
上海、重慶、山東、江蘇、陜西、江西等地居民收入增速預期均高于GDP，多地特別強調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要高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廣東，2011年省級財政支出超七成投向民生和基層：42.44%將用于均衡區域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幫助市縣增強發展后勁，35.27%將用于改善民生、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與“十一五”規劃相比，上海“十二五”規劃列出的民生“硬指標”由2項增加到7項，市民普遍關心的收入、住房、出行、養老等都有了約束性指標。
“如今，中國老百姓越來越多地從實際感受來評判發展的結果。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居民收入增長趕上CPI、GDP，這需要很大的決心和執行力，也更值得期待。”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
全國人大代表、雨潤集團董事局主席祝義才認為，新一輪民生建設更加注重制度化。像廣東提出推進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率先將珠三角地區建設成為社會體制改革示范區；安徽提出，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社會管理，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祝義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