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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取向集中折射行業差距拉大
——行業企業間不斷拉大的待遇差距，容易讓人形成好工作“什么都好”并會“越來越好”的觀點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理論上講，無論干什么工作、進什么單位，只要努力奮斗，都有成功的可能，無所謂好壞。但為什么現在就業取向如此集中？
“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前行業、企業間的收入差距太大了，而且還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這樣認為。
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36539元；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業，70146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16717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2∶1。如果按細分行業，最高和最低之比可達十幾倍。上世紀80年代，我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數國家行業間差距在1.5—2倍左右。企業間工資差距更大。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2010年的調查中發現，上海某銀行員工工資及獎金人均為29.66萬元，員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萬元，合計35.75萬元，是當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10倍。
求職時希望找到一份收入高的工作，是非常正常、也最普遍的心態。上世紀90年代末，外資企業平均工資較高，而國有部門則效益欠佳，經商創業、進外企當白領成為求職者追求的目標。近年來，體制內單位優勢突顯，尤其是銀行、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企業，收入大幅提升，各種福利待遇如年終獎、房補、休假等，種類齊全且水平較高。每到求職時，大家擠破頭都想進。
“不同行業、用人單位存在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蘇海南表示，正常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結構調整的動力之一，也是人們求學奮斗的動力之一。而究竟是否合理，關鍵是看這種差距是勞動付出、技術水平間的差別引起來的，還是其他非市場因素導致。目前，社會上對于不同行業、不同工作間收入差距的非議，主要集中在由行政壟斷造成的收入差距上。由于壟斷部門占有他人無法擁有的資源，往往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取巨額利潤，并且在利益分配上有更強的向個人傾斜傾向，使其從業者無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智慧也能獲取高收入。
近幾年，這種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以企業年金為例，這項具有補充養老保險性質的福利保障，推出以來主要集中于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會給職工繳納企業年金的比例極低。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有制造企業中的許多企業獲得政府扶持并較快渡過難關，金融企業盈利狀況更佳，中小企業則要面對市場萎縮、利潤下滑的狀況，其從業人員之間的待遇差距進一步顯現。這更讓人產生好工作“什么都好”并會“越來越好”的看法。
當行業企業間不合理差距長期得不到糾正，必定會產生過度集中的就業取向。
3.好工作有多難找
——多數人找不到好工作，往往不認為是自己不夠好，而是存在就業不公平的狀況
都想找份好工作，肯定不好找。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介紹說，目前新增就業主要集中在非國有單位、中小企業。“十二五”期間，高校畢業生每年在660萬左右，其中“211”院校的畢業生就有近百萬。而粗略統計，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國有大企業等每年新提供的就業崗位約為六七萬個。過去是考大學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現在則是“四五千人搶一個好工作”。
如此激烈的競爭，大學生們不是不知道。但現實中，很少有人會主動放棄，至少要試試看。更大的問題在于，多數人無功而返后往往不服氣，認為找不到好工作不是自己不夠好，是就業不夠公平。
“這其中無疑有些情緒化、不夠理性的東西。但現實是，政府或許在促進就業公平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可某個人只要看到身邊有一個靠關系或者靠其他非正常因素找到熱門崗位的具體例子，自然就會形成‘不公平’的觀點，并且在傳播中不斷放大。”蘇海南說。
一項針對高校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在談到“對就業影響較大的因素”，社會關系和家庭背景排在前兩位，且都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為影響很大。現實生活存在的類似現象更強化了這一認識。公務員“逢進必考”，但很多人遭遇過筆試第一、面試莫名其妙被淘汰的情況。事業單位在招聘上更不正規，近年來頻頻爆出“蘿卜招聘”事件。至于一些央企以及國有金融企業，干脆不搞公開招聘。
唐先生在一家軍工央企做人力資源工作，他坦言，“企業招人，原則上看能力、看素質。但是每到招聘時，打招呼、遞條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領導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慮。”他表示，特別是近兩年，公務員要考試，事業單位可能會轉企改制，不少人直奔效益不錯的央企。最后，如果幾個應聘者條件差不多，肯定會招那個打過招呼的。
正因如此，近年來有多位專家指出，當前最主要的就業歧視，不是性別歧視、乙肝歧視、年齡歧視等，而是在就業過程中“背景”、“關系”、“人脈”的決定性、排他性作用。
在此情況下，好工作難找已不僅是個就業問題，還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家庭的孩子，往往能輕松獲得眾人艷羨的好工作，進而擁有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贏家通吃”的狀況既加劇了由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難度，也加劇了不同群體間的不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