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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消息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社會財富大量涌現，但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擴大到15倍，躍居世界之首。
近20年來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大降
根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為53.4%，1995年為52.8%，2000年為51.4%，2006年為40.61%，2007年為39.74%。2000年到2007年，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其中，2004年，國家統計局把個體經營業主的收入從勞動報酬轉為營業利潤，然而，這并未改變2004年之前勞動報酬比重不斷下降，2004年之后勞動報酬比重仍下降的總體趨勢。
而且，勞動報酬總量占GDP的比重下降，還不足以說明普通職工收入的變動狀況。如果與上世紀90年代初期相比，還應考慮勞動報酬的結構性變化：一是上世紀90年代初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工資差別不大，企業經營者與普通職工工資差別不大，且那時企業職工基本不繳納社會保險費；二是1998年以來機關事業單位多次增長工資，而企業中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過快，行業平均工資差距從2倍左右擴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業職工工資總額中還包括要繳納約占基本工資10%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費。可以斷定，近20年來，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初次分配不公造成行業差距拉大
統計顯示，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
在供大于求的條件下，一般勞動力價格會被壓低，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同時規范初次分配的勞動法律法規也沒很好落實。例如在最低工資、最低勞動條件確定等方面，政府雖然有相關規定，卻疏于執行和監管。
此外，初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這一差距又擴大到15倍。如果把證券業歸到金融業一并計算，行業差距也高達6倍。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從目前的資料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已躍居世界之首，已經超過巴西。如此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嗎？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帶來的。
政府應在二次分配上做“縮小”文章？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宋曉梧認為，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必須有所作為，但主要不是依靠層層落實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為，而是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上下功夫。
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編輯出版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8)》分析認為，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類特許經營權獲得的。再深入分析還有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等問題。打破行政性壟斷，合理調整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以及推進與此相關的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勞動報酬低是市場供求規律決定的，政府不能干預一次分配，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主要應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這種分析只看到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數量特點，忽視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特點。按照人口增長態勢，從1980年改革開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國都處在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的狀態，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數量分析。與此同時，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正處在由政府統一配置向市場配置的轉型期，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析。把體制分析與數量分析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探討我國的勞動報酬問題。而認真分析近年來一次分配的現狀就不難發現，勞動報酬過低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勞動力資源配置轉型不到位，勞動力市場運行不規范，市場機制沒有充分、合理發揮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