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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面臨四方面挑戰
關鍵詞： 蔡昉 陷阱 人口撫養比 1980年 1970年 重化工業化 經濟總量 經濟增長率 經濟社會發展 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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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198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8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人口科學》雜志主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專家委員會委員等。
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窮人的經濟學》和《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與轉型》等，合著《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和《中國經濟》等。近期著作有《中國流動人口報告》等。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86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論壇上發表題為“‘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新特征與新挑戰”的主題演講。他表示，“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受到國內外各種條件的制約，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喬諾陷阱”，以及避免保護依賴癥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其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紹，世界銀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國家稱為低收入國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劃作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G D P低于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于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高收入國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匯率，我國的人均G D P在當年達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了。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稱，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須有新的發展戰略，新的手段來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階段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
蔡昉表示，經濟學中所說的“陷阱”實際上是一種“均衡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長期處于某種發展狀態(通常是不發展狀態)，即使由于某種外力的推動，一度改變了原來的狀態，或擺脫了初始的均衡，卻總是有一種內在力量將其拉回到原來的均衡上面，使整個經濟體長期處于恒定狀態，既難以自拔也難以借助外力解脫出來。
據他介紹，世界上1970年時處于同一起跑線的國家，在30年后出現了大分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進入了高收入階段，但還有相當多的國家仍然處于中等收入階段，這說明中等收入階段這個門檻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這批國家與地區中跨越中等收入門檻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現在日本人均G D P3萬美元，韓國人均G D P2萬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現在人均G D P仍在1萬美元以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拉美比東亞更發達，比歐洲的人均G D P還要高，但幾十年后卻仍然如此。而這些國家的歷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萬美元，最終又回落下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特殊的均衡狀態。
是這些國家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有問題嗎？還是這些國家沒有及時轉變過時的發展方式？又或者是社會政治穩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問題？不管怎么說，日本和韓國的基尼系數比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數達到0.6，阿根廷大于0.5，學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關系長期未得到改善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認為，這一問題與劉易斯拐點相關，即二元經濟中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達到勞動力供不應求且開始短缺的轉折點。
“有些學者認為，只有當農業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等時，劉易斯拐點才到來，但那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束了，是第二個轉折點。”蔡昉說，如果幾年前學界就普遍接受“劉易斯拐點到了”這個觀點，就會事先預料到勞動力短缺工資會上漲，靠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已經不夠了，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從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入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發布《東亞奇跡》的報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這種資本與人力的要素投入與前蘇聯類似。而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的出發點是新古典主義，因為人力有限所以不斷增加資本，導致資本報酬遞減，所以需要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維持資本報酬。而東亞勞動力無限供給，就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這也是東亞經濟廉價增長的奧秘所在。
但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結束，正接近新古典主義的假設，如果還不轉變方式，經濟增長就將不可持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進入低生育階段，收入多負擔少，人口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上升0.115個百分點。據統計，我國人口 紅 利 對 人 均GDP的 貢 獻 達到26.8%，而東亞奇跡1/3-1/2的成就都來自人口紅利。
但從2013年起，我國的人口撫養比將開始上升，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下降0.1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瞬間成為人口負債。從2013年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實現零增長，并從此進入負增長，勞動力供給將逐漸減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過實證研究，2013年后，人口撫養比止跌上揚，人口紅利將不再支撐高儲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儲蓄率都要做出額外努力。
假設本世紀早期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能達到10%，但未來會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過去30年一樣的高增長速度。
事實上，近兩年制造業和建筑業農民工工資的上漲速度都比較快，據統計，2010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已達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農業中雇工工資自2003年后漲幅很高，側面反映了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這與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關系不大。
他表示，跨國投資公司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勞動力工資是否真的上漲了，“春江水暖鴨先知”，大量產業從沿海向內地及越南等地轉移的趨勢投資者有目共睹，這是企業家自己看到勞動力相對價格提高后的選擇。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競爭力？”蔡昉認為，雖然過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東盟國家，再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雁陣轉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轉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類的國家。但是因為過去轉移過的那些國家都是小國，這些國家的內部各地區之間具有同質性，而中國是大國經濟，各地區之間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在西部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同時，勞動生產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資上漲的不利因素，而工資上漲帶來的農民工市民化會顯著擴大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