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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在近期各項數據普遍不濟的背景下，全球新一輪的刺激措施呼之欲出。全球爆發貨幣戰爭的風險不斷上升。為壓低本國貨幣，日銀恢復零利率政策，并承諾建立5萬億日元（約合600億美元）的臨時基金以購買政府債券等資產（量化寬松政策）。日本重啟“量化寬松”政策，美國也蓄勢待發，大規模的貨幣刺激無助于扭轉經濟周期，反而會為下一次危機埋下種子。
GDP加權的全球政策利率能夠清楚地表明這一點：從1季度到現在，該指標僅僅由2.4%升至2.5%。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今年早些時候，部分央行還在繼續降息，從而抵銷了其他央行加息的影響。而且，迄今為止，美國、歐元區、日本和中國等大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其GDP之和超過全球GDP的一半）都按兵不動，將政策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上。
依然極度寬松的全球貨幣政策推動全球流動性周期繼續高漲。如果從2.5%的加權全球名義政策利率中扣除通脹率，從而得出實際政策利率，那么情況就會更加明朗。以CPI指數衡量，仍以GDP進行加權，目前全球通脹率略高于3%，這意味著全球實際政策利率是負值，約為-0.6%左右。而且，在過去6－12個月之中，通脹率的升幅超過了名義政策利率的升幅，這意味著在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的同時，實際短期利率所體現的貨幣政策立場實際上還略有放松。因此，2010年2季度4.8%的全球GDP同比增長率和-0.6%左右的實際短期利率之間的巨大缺口表明，盡管在過去6－9個月之中，許多央行提高了名義利率，但全球貨幣政策立場仍然極度寬松。
在全球貨幣政策保持極度寬松狀態的背景下，全球過剩流動性繼續膨脹也就不足為奇了。用以衡量過剩流動性的指標是流通中現金和非銀行機構持有的活期存款（即M1）對名義GDP的比率。之所以選擇M1，而非范圍更小的貨幣總量指標（如銀行體系持有的超額準備金）或范圍更大的貨幣總量指標（如包括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M2、M3），是因為M1已經進入居民、企業和投資者手中（而不像超額準備金那樣，存放在央行的金庫中），而且M1與產品、勞務和資產支出的關系最為直接。求M1對名義GDP（即產品和服務的支出）的比值，這就得到了可用于推動資產價格的過剩流動性的衡量尺度。在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過剩流動性一直持續到最近。換言之，盡管全球名義GDP增速有所回升，但全球M1增速一直高于前者，從而使居民、投資者和企業持有的過剩流動性不斷增加。
當前大多數投資者和貨幣當局都認為，在二次探底、通縮和大力財政緊縮的風險引起嚴重擔憂、而且銀行業（尤其是在歐洲）仍處于困境之中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理應保持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上半年美聯儲曾退出部分經濟刺激政策工具。在二季度經濟復蘇速度放緩、財政刺激難有動作的情況下，下半年美聯儲再次加碼刺激經濟，7月宣布重啟購買美國國債計劃，8月又宣布降低超額準備金利率等措施。應該說，美聯儲自危機以來已經將貨幣政策用到極致，但大量釋放的流動性并沒有真正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在金融界體內循環。在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信心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聯儲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恐怕也難以對刺激消費和擴大就業產生實效。
從現實情況看，通貨緊縮對發達國家短期經濟的風險更大，通貨膨脹則是新興經濟國家的當務之急。日本過去10年實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歷史告訴我們：“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害更大。上世紀90年代日本實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后，日元大量的流向了全世界，日元的漏出率超過了15%。而美元世界貨幣的主導地位決定了美元的漏出率比日元要高的多。今年6月印度的批發物價指數同比增長了10.55%，連續第5個月增速保持在兩位數以上，使得印度成為20國集團中通貨膨脹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巴西的通脹率已經逼近6.5%的警戒線。據美林預計，今年中、印、俄、巴四國的通脹率將分別為3.2%、7.9%、6.1%和5.0%。對于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如何控制通脹、退出刺激措施以避免經濟過熱和資產泡沫成為新興經濟體首要的宏觀調控任務。
在發達國家長期保持低利率的環境下，全球將可能面臨新的挑戰和多次刺激政策所帶來的嚴重后遺癥：其一，盡管美日憑借強大的國力作支撐，維持其貨幣的信心，通過不斷的貨幣擴張讓全球為其經濟的衰退買單（即嫁禍全球），但無限期的擴張很容易導致未來出現對信用貨幣的信任危機，那帶來將是更大的危機；其二，任何刺激政策將加大經濟體的不公平性和加劇貧富分化，畢竟這是通過全民的征稅去補貼部分受益人，因此刺激政策的出臺一般是經濟體遇到重大危機的時候才采用；其三，貨幣的擴張遲早會留下通脹的后遺癥，通過貨幣濫發導致的全球性通脹，對國內居民而言，將遏制儲蓄，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和加劇貧富分化，對全球的其他經濟體而言，將惡化發展經濟體的發展環境，像一些高外匯儲備的國家，直接導致其外匯資產的貶值。
量化寬松政策，對拯救美國經濟效果不彰，但對刺激亞洲新興經濟體房地產市場卻是立竿見影的。亞洲金融體系并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實質性打擊，各國均面臨高儲蓄率與資金苦無出路的問題。亞洲新興經濟體央行在危機中紛紛將貨幣環境調為超寬松狀況，而在本地經濟強勁復蘇后，退出政策卻明顯滯后。
對于中國而言，盡管中國全面調整貨幣政策條件并不成熟，但中國持續7個月的“負利率”現狀給貨幣管理和通脹預期管理帶來了相當大難度。我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負利率時期，但這次確實全球范圍內的。在一項經濟學家針對25個新興經濟國家的跟蹤調查中，有近2/3的國家實際利率為負值，鑒于通貨膨脹的預期不穩定性，使得價格上漲趨勢愈發強烈。
貨幣問題不能僅從增量考慮，還要從存量考慮，中國需要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前瞻性，中國金融資產和儲蓄近些年沉淀過大，這是驅動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將面臨多重壓力的考驗。中國為防范熱錢和確保人民幣升值漸進可控，加息將變得極為謹慎，甚至可能被迫放棄自主利率政策。因此可以預見，未來國內貨幣政策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堅持“動態微調”，但全球流動性泛濫在未來幾年對中國經濟的挑戰將更為嚴峻。（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