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發展不能把目光只盯在政府的補貼上，歐美許多國家都沒有借助政府補貼來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從一個新興產業的成長規律看，我國新能源企業要抓住與歐美發達國家差距不大的機遇，一開始就依靠自主技術來開辟市場，走生態化市場道路，實現市場效益和自然環境共同發展的‘雙贏’目標。”近日，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博士洪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達了上述觀點。他同時又是吉林輝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目前已投入1000多萬元研發生物質固體燃料成型技術，以自身行動探索新能源的產業路徑。
記者：為什么想到要研發生物質固體燃料成型技術？
洪浩：我的父親原在吉林農科院工作，受他影響，我攻讀碩士學位選擇了華南農業大學，搞農業開發是從治理家鄉的鹽堿地開始的。剛一回來，我就想到了父親同事、著名草地改良學家吳青年(注：已逝)的種草治沙技術，早在上世紀60年代便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我把這個閑置了40多年的技術找了出來，從2000年開始到2006年，每年都種植10多萬畝草場，解決了大片碳酸鹽土壤的鹽堿難題，土地鈣質恢復到80%以上。看到我做成功了，吉林省林業廳負責人又提出希望解決東部山區的枝椏柴問題：常年堆積，量很大，容易引發山林火災，如何變廢為寶？這一下啟發了我，這里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記者：國外在生物質固定燃料的市場開拓方面已經做得很成功，為什么當初沒有選擇直接引進技術和設備？
洪浩：2008年全球生物質固體成型燃料銷售量達1.6億噸，市場規模超過500億歐元，而我國在其中所占的份額少得可憐。之所以決定靠自己做，主要是國外技術對中國長期封鎖，進口設備的價格高得離譜，僅鍋爐一項就要100多萬歐元，再加上我國原料特征有別于國外，無法照搬國外技術。像德國技術所針對的原料主要是木材粉碎后的邊角廢料，各種成分相對單一，而國內枝丫柴成分復雜，必須尋找將多種原料壓縮成型的技術路徑，只能靠自己研發。
記者：您在推廣生物質固體燃料成型技術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障礙？
洪浩：2008年，我國的生物質能源在可再生能源中已占到了60%。而在生物質能源中，各類生物質油占了6%，各類生物質發電占了30%，剩余的是固體燃料，占了大頭，短期內仍是重中之重。但與國外相反，我國恰好在這一塊沒有政策推動。更令我擔憂的是，對生物質固體燃料的認識不足，給推廣使用帶來許多障礙，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政府政策對中小鍋爐“一刀切”；按相關政策，全國50多萬個中小鍋爐都將陸續下馬。這一政策出臺的背景是節能減排，但并沒有考慮到部分使用生物質固體燃料的中小鍋爐已完全達到了排放標準。我們在長春吉隆坡酒店的試點是中小鍋爐，由于是“黑戶口”，環保部門就來查，一檢測遠遠低于用煤作為燃料的排放標準。如果政策能靈活調節，將使用新能源并達到排放標準的鍋爐排除在外，就能夠從實際上起到鼓勵新能源發展的作用。推掉多少根煙囪看似有政績，卻并不是是否環保的依據。
二是許多企業四處爭取政府補貼，沒有靠市場引導發展產業，導致整個行業中的生存環境不均衡。眾所周知，部分新能源企業都在希冀通過政府行政命令強行并網發電、政府補貼研發資金等方式來發展，說好聽點是南轅北轍，其實說穿了就是拿消費者的錢來補貼企業，甚至直接補貼給部分利益集團。歐美國家發展新能源過程中，就沒有靠政府補貼發展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源的先例，全靠太陽能、風能企業與電網公司自行談判協商。站在持續發展的視角，我們搞新能源只能接近市場，技術跟著市場走、技術跟著產業發展走，而不是產業跟著技術走、市場跟著技術走。做產業發展規劃不能單純依靠科學家，必須依靠企業家。
三是統計口徑亟需擺脫“計劃型”。我國在能源的統計口徑上始停留在從生產源頭掌控的慣性思維，仍基本按照“煤電汽”來統計，這造成在判斷經濟走向時口徑單一，過分依賴獲益企業。但新能源要提速發展，必該從消費者角度將供熱、供暖、發電等納入統計口徑，歐美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以能源消費劃分，這相對比較容易掌握各種能源的使用狀況，既可以避免盲目上馬，也不會導致供需脫節。（何豐倫 戴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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