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截至2020年，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總投資將超過3萬億元。不管是國際資本，還是國內企業，都瞄準了新能源產業這一“巨型蛋糕”。在我國當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發展新能源面臨哪些挑戰？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這種“繁榮”背后是否存在隱憂？應該規劃一條啥樣的“路線圖”？圍繞這些話題，記者專訪了能源專家、福建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朱四海博士。
我國能源安全面臨哪些約束
“現代化進程是一個經濟總量不斷擴張、能源消費量不斷增長的過程。當前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能源安全主要面臨四個方面的約束，而發展新能源的核心任務就在于‘軟化’這四項能源約束。”朱四海說。
他介紹說，首先是總量約束。目前，中國正在執行第二輪的經濟倍增計劃(翻兩番)。2008年，中國已實現國內生產總值30.07萬億元，而能源消費總量從2000年的13.86億噸煤當量上升至2008年的28.5億噸煤當量，年均增長9.7%，遠高于第一次“翻兩番”時期(1980年-2000年)的4.2%增長水平，能源供給面臨挑戰。
其次，結構約束。能源服務需求多樣化表明，保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能源安全，不僅體現在總量上而且還體現在結構上，突出表現在經濟發展對石油的需求上。中國自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以來，石油消費量不斷上升，從1993年的1.47億噸上升至2008年的3.6億噸，年均增長6.9%，遠高于全球同期1.6%的增長水平，占當年全球消費量的比例也從5.0%上升至9.0%。同期，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從7.5%上升至48.2%，接近一半的石油消費依賴進口。面對不斷攀升的石油消費量和高企的油價，以及不斷攀升的石油對外依存度，石油安全前景充滿變數。石油問題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核心問題。
再次，人口約束。圍繞能源問題，中國的挑戰還來自于要帶領占全球20%的13億人口全面奔小康，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農村人口比例逐漸降低，城市人口比例穩步上升，實現城市化，其典型特征是人均居住面積不斷提高，人均商品性生活用能不斷增加，社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實施不斷改善，因此這是一個能源消費不斷增長的過程。
最后，環境約束。能源消費具有副作用，在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還帶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伴隨大規模工業化而產生的日益嚴重的大氣、海洋和陸地水體污染，大量土地被占用、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劇，對社會、自然、生態造成巨大破壞，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不可能延續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不能夠享受地球的“環境紅利”了，現代化進程面臨環境約束。
對此，朱四海提出兩個“必須”。他說，發展新能源必須著眼于緩解能源約束，通過“開源”方式解決能源供給的總量問題與結構問題。另一方面，發展新能源還必須著眼于提高能源效率，調整電解鋁、鈦合金、電石、燒堿等高載能工業發展，鼓勵發展公共交通、鼓勵生產和消費低排量汽車，鼓勵購買經濟適用型住宅，來引導汽車、住宅等高能源密度產品消費，通過“節流”方式解決能源消費的效率與結構問題。
新能源應是啥樣發展路線
去年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化石能源供應不確定性增大、氣候變化談判步履維艱的國際背景下，新能源被投資者普遍看好，特別是風能、太陽能獲得了“井噴式”的發展。而在這種繁榮之下是否存在隱憂？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發展路線？
“由于在現有技術水平和產業規模下新能源還不具備與傳統能源競爭的成本條件，階躍式的產能提升短期內還難以被市場消納，產能擴張與市場需求的錯位對接惡化了新能源的發展環境。”朱四海如是說。
他認為，從企業的角度看，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其一，新能源發展的技術路線問題。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從根本上取決于技術進步。煤炭的大量使用源于蒸汽機的發明使得包括火車、輪船在內的大機器飛速運轉，石油、天然氣對煤炭的替代則源于內燃機、燃氣輪機的發明，帶動汽車工業、航天工業的發展。發展新能源必須特別關注能源消費的技術路線，重點解決技術預見問題，有效銜接產業發展的技術推動與市場拉動。
其二，新能源產品的成本問題。涉及兩方面的內涵：一是生產成本。以光伏產業為例，光伏產品用于并網發電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平價上網”問題，也就是光伏發電與化石能源發電(我國主要是煤炭發電)上網電價的市場競爭問題。技術路線主要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二是價格機制。新能源產品屬于環境友好型產品，相比較于傳統能源，其消費具有環境收益，新能源價格應反映其環境價值，借此提升其市場競爭力。
作為政府層面，朱四海則表示要關注三方面：其一，新能源產業的功能定位問題。能源屬于社會必需品，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長期與交通一起被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公共基礎設施，由公共財政統一部署或由國有企業壟斷經營。市場化改革以來，能源的產業屬性日益增強、基礎設施屬性趨于式微。由于新能源具有環境溢出效應，事關國家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簡單地將新能源產業視為經濟產業由市場自由發展不符合政府本身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則。
其二，新能源的產業鏈銜接問題。現代化進程使人們已經習慣于使用電力、汽油、柴油等二次能源，并由此形成了完整的生產、生活模式。從發展的趨勢看，電力作為二次能源的載體地位不會改變，改變的只是產生電力的一次能源來源；人類以汽車、輪船、飛機作為交通工具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改變的只是實現這些交通工具功能的動力來源。因此，新能源發展必須做好下游產業鏈的銜接工作，特別是風能、太陽能發電的并網工作。
其三，發展新能源的戰略資源問題。重點關注發展核能所需的鈾礦資源以及決定下一代汽車工業發展的鋰礦資源。國家在這方面應該有戰略投資，反映國家意志，確保新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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