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幕之前的很多預期來看，在匹茲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首腦峰會都具有“分水嶺”式的意義：全球經濟和金融關注點已從應對金融危機轉移至促成可持續均衡增長；國際金融機構內部話語權分布和溫室氣體減排責任，則都是由西方相對優勢轉變為東西方基本平衡；連全球經濟政策協商平臺，也由以前的G8轉向G20……
然而在實際結果上，峰會雖然承諾協調經濟政策并著力于金融監管改革，但其仍然遺留了包括摒棄貿易保護主義等眾多“棘手”內容；與此同時，本次峰會對于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策略”的認識，則有可能為全球經濟帶來短期考驗。
部分舊矛盾未獲解決
在本次匹茲堡峰會傳遞的信號中，G20取代G8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政策磋商平臺，有些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自全球金融危機去年9月中旬爆發以來，G20首腦峰會已在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先后舉行三次，而期間的G8首腦峰會卻僅有7月在意大利拉奎拉的一次——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不可或缺已經得到印證。
然而，上述變化卻又意味著，未來全球經濟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平衡20個成員利益的基礎上，G20成員間的磨合期肯定短不了。
與此同時，G20內部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遺留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為緊迫。至少從本次峰會來看，解決舊矛盾絕非一日之功。備受關注的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未獲破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會議聲明只是重申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爭取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卻明顯缺乏具體落實細節。美聯社對此評論道，匹茲堡峰會重申了此前兩次峰會的承諾：拒絕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但未提及不少G20成員已實際違反這一承諾。而美國輿論甚至悲觀預計，匹茲堡峰會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趨勢的“視而不見”，甚至可能催生新一輪多邊貿易沖突。
類似的“只聲明，不作為”的情況，還發生在增加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話語權和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議題中。而俄羅斯方面則從另一個角度建議稱，G20應該學會與該組織之外的國家進行合作，因為“世界并不是只有這20個國家而已”。
歐美分歧清晰可見
如果說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話語權的最終協議要到2011年達成，是一種理性的循序漸進的話，那么有關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遲鈍反應，似乎就難有回旋余地了。由于定于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迫在眉睫，因此盡管匹茲堡峰會以3000億美元支持減排，但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仍抱怨相關磋商“過于緩慢”。
早在本月21日，丹麥環境部長海德加德曾表示，目前全球各國在哥本哈根談判前立場協調進展過于緩慢的最明顯問題就在美國身上。她認為，美國政府在減排目標水平和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方面都存在不足，美國各個方面都正忙于壓倒一切的醫改之爭。
而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之外，雙方就金融高管薪酬問題的分歧也沒有在峰會上“談攏”。此前，歐洲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呼吁對銀行業薪酬設置上限但遭到美國方面的“冷處理”，而美國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主張也遭到了歐洲的反對。雖然本次峰會前曾有分析認為，雙方將把高管薪酬和銀行資本金充足率問題聯系起來并擬定一個折中方案，但看起來，歐美在匹茲堡談得并不愉快。考慮到11月在加拿大舉行的G20財長會議就此問題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大，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磋商將持續一年半載的時間也并非不可能。
峰會成果靜待市場反應
除了遺留問題，匹茲堡峰會已經發布的成果也有可能引發新的憂慮。為了呵護全球經濟的復蘇趨勢，峰會決定不對經濟刺激措施設置“退出策略”的時間表，“直到可持續復蘇得到確認”。
盡管如此，美國媒體還是指出，這是G20首次就“退出策略”做出相關表態，這加大了投資者對市場流動性降低，以及全球經濟在刺激措施效果減退后可能出現反復的擔憂。歐洲和美國股市在匹茲堡峰會召開當周均出現調整，就是對這種消極情緒最好的反應。鑒于上述現狀，加之數據顯示，歐洲銀行業仍將在今、明兩年面臨高達4000億歐元(約合5870億美元)的信貸虧損，投資者的信心在短時間內將很難恢復。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金融危機加速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2009年，三次重要經濟體峰會的舉辦地卻分別設在了因危機而房價重挫的英國倫敦、遭遇地震災害的意大利中世紀古城拉奎拉和在沖擊下風光不再的美國制造業重鎮匹茲堡。也許，這樣的設置能夠恰如其分地反映西方經濟體在應對全球格局變化時，對過往時光的一種留戀；但要真正解決全球經濟的問題，除了徹底的“破舊立新”別無他法。
下一屆G20首腦峰會將在韓國，這個G20成員中第一個表示可能退出刺激措施的經濟體舉行，時間是明年11月。不知道這是不是西方經濟體為接受現實變化，并全面解決全球經濟問題，而給自己定下的時間表。(高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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