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與機遇并存
煤化工一度被視為保障中國未來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但出現今年這一幕卻令很多人始料未及。
在周鳳起看來，高油價是發展煤化工尤其是現代新型煤化工的最根本原因。我國是富煤少油缺氣的國家，因此發展煤化工尤其是新型煤化工，不僅是出于經濟性的考慮，更是出于國家能源安全的考慮。但由于煤化工是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產業，同時還面臨著技術、市場和資源環境約束的風險，因此發展煤化工既有機遇也有很大的風險。
“應該看到，煤化工產業的發展對煤炭資源、水資源、生態、環境、技術、資金和社會配套條件要求較高，一些地方不顧資源、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承載能力，出現了盲目規劃、競相建設煤化工項目的勢頭，如不及時糾正，必將帶來巨大損失。”周鳳起說。
其中，煤炭資源的制約是首要問題。煤制液體燃料用煤量大，一座年產250萬噸的煤炭直接液化廠，年需要煤炭1100萬－1500萬噸。如煤制油工廠服務年限50年，煤礦回采率40％，需要可采儲量13.7億-18.7億噸，而且要求煤質穩定。
在水資源制約方面，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水資源分布十分不均。而目前規劃的大型煤炭基地基本處于缺水地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全國水平的十分之一。“一個百萬噸煤制油廠可能要消耗千萬噸的水。不合理的煤化工規劃將會直接影響當地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周鳳起說。
最后，煤化工產業也受到環境因素的制約。作為一個高污染、高安全要求的行業，煤化工項目大多處在煤炭主產區，環境容量十分有限，通常排污總量已經用完。有沒有排污容量是新上項目的必要條件。另外，引起全球氣候變暖的CO2排放也須引起注意。一個年產油品300萬噸的間接煤液化廠，原料煤生產部分排出的CO2就達880萬噸。
“總體上，煤化工技術在‘十一五’只處于產業化示范階段，主要工作應是完成產業化的示范工作，而不是鋪攤子。規模化發展可能發生在‘十二五’中后期或2020年前后，屆時必須合理規劃，有序發展，促進煤炭向深度加工發展。”周鳳起對本報記者說。
事實上，今年出現的這一重大產業變局正是前幾年瘋狂擴張種下的惡果，這足以讓整個煤化工行業展開反思。由于當初投資熱情高漲、產業推進過快，相當一部分煤化工項目如今已深陷于自己挖掘的產業“黑洞”之中——所謂“風險”已凸顯無疑。
“現在一個更大的風險是，很多焦化企業都在考慮減員。一旦出現大規模減員，則可能給社會穩定也帶來影響。”胡益之對此不無擔心。
據山西省中小企業局近日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以來山西省中小企業停產倒閉8000多家，影響就業人數40多萬，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作為當地產業支柱的焦化企業，如呂梁的大土河集團一周內就裁員7000余人。
胡益之透露，現在焦化企業最大的期望就是國家能夠給予政策上的扶持，例如出口退稅的優惠能否恢復。過去，我國焦炭出口可獲退稅15%，但后來不僅退稅取消，更須另外加征25%的關稅。
“我們希望政府能對焦炭出口關稅有所調整。另外，高昂的煤價一直是焦化企業的沉重負擔。如果政府對煤價也能有所調控，則同樣能幫助企業脫困。”李猛說。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最新推出的4萬億拉動內需計劃令焦化企業現出一絲生機。后者期待基礎設施建設能拉動鋼鐵需求，繼而帶動焦炭市場的回暖。
“但也應該看到，國家政策在出臺后會有一個過渡期，行業需求受到影響至少要在四五個月以后。即便拉動內需政策落實到位，焦化行業的回暖也要到明年五六月份。”山西當地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焦化企業老總對本報記者說。
在他看來，企業還是應該從最壞處考慮。一旦政策落實不力，則焦化行業的困局將延續到明年八九月份甚至更久。
氣化煤或成煤化工新路徑
在當前煤焦化企業已然焦頭爛額、煤液化行業又遭遇政策“棒喝”的時點，整個煤化工幾可用一片慘淡來形容。有些市場人士甚至懷疑這個行業是否已到了窮途末路。
能源戰略專家、《中國改革》雜志顧問武建東并不如此認為。在他眼中，占據中國能源消費結構近7成的煤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而關鍵在于一種合理的使用方式。
胡益之也表示，煤作為我國的主要能源，絕對不應只被當作煤來用，而應讓它從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從我國現有的能源體系出發，能源結構調整應考慮幾方面因素：一是盡快實現以氣體能源為主要能源；二是應該推行石油獨立供給制度；三是能源轉型不能太急。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們還是應集中開發煤炭。”武建東在接受上海證券報專訪時說。
據他介紹，我國能源結構一直都是以煤炭消費為主。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了69.5%，原油占18.3%，天然氣只占3.4%，水電、核電及其他能源占7.5%。按照這樣一個能源結構，水電、核電及其他能源（包括太陽能）要從7.5%的比例提升到20%，則投資規模非常巨大，估計需要2000億-3000億人民幣的啟動資金，而且水電、核電、太陽能都是見效周期長的行業，需要兩到三年才有結果。這其中，2000億-3000億啟動資金需要國家財政直接介入，產業投資規模更要超過1萬億元。
“事實上，要把7.5%的比例迅速提到20%是不現實的。有人提出要以水電、核電作為我國的主導能源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具備這種爆發性提升的可能性。”武建東認為，中國能源結構的改造就是要立足這69.5%的煤炭來改造。
但目前，中國使用煤炭的主要的問題是環境影響大；其次是物流成本過高，因為煤炭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需要通過海運和鐵路運輸，對整個中國的物流的沖擊比較大。
為此，武建東提出：借助大規模技術革命提升煤的利用方式，將煤轉變成一種清潔能源。通過氣化使用煤，使中國的煤炭利用達到一個世界級的水平。這是解決上述幾大問題的一條出路。
具體而言，煤炭的氣化銷售有三種方式：一是先氣化再銷售。在產煤區就把煤氣化(9.09,-0.27,-2.88%,吧)，建立全國的出氣管網，把氣化煤從管網直接從產煤區運到消費地區。二是先把煤氣化再液化冷凍起來運輸。三是在維持煤炭大規模運輸的前提下，強制終端用戶限期使用氣化煤，也被稱作“整體煤氣化蒸汽聯合循環電站工廠”，也就是將煤炭氣化再凈化成合成氣，把剩下的固體廢渣、廢料做成建材，再實現余熱利用，相當于是“一煤多用”。
“上述三種方式可同時起步。此外，政府應注重建立全國的輸氣管網，將產煤區和消費區直接聯系起來。這樣，物流成本可大大減少。”武建東稱，“煤炭氣化是比煤液化更高明的戰略。一方面，氣化成本最低；另一方面還節約了物流費用，實現‘一煤多用’的可能。”
在他看來，我國北方煤炭產量這么高，如果推行這一方法，煤炭價格會不升反降，因為供需之間的關系更加明確了，相當于通過國家輸氣管網將電廠或用戶和產煤區統籌到一起。而氣化煤輸氣管網的建設原理、建設路徑基本與原油管網相同，這方面技術也非常成熟。
“這樣的話，我們能在數年內分區、分階段地實現能源利用轉變的目標，能使占我國能源結構70%左右的煤炭實現清潔使用，且達到世界頂端水平。”武建東認為，這一點對全人類的貢獻也非常大。做到這一步，則中國能源安全在未來十年內不太可能出問題，而中國的工業也能獲得相對低廉的成本。
“為此，應使用排污收稅、氣化補貼的方式，迅速推進氣化煤的使用計劃。理論上，如果國家支持，三年內就可達到15%的氣化煤水平，五年內可達到30%-40%的氣化煤水平。也就是說，五年內我們就能把中國的能源使用帶到一個很高的世界級水平。”武建東說。
在他看來，我國20多億噸煤的氣化使用和輸送方式一旦得以解決，將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重要的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改變。同時，這對中國生態環境也是有利的改善，對全球能源結構轉型更是巨大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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