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暴橫掃全球 中國能否對抗
2008年全球金融局勢經歷了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嚴重動蕩時期。本輪次貸危機的全面惡化升級，凸顯出以美元為核心機制的 “金融資本主義模式”的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而全球聯手救援也預示著危機中全球金融體系在復雜的調整中尋找新的平衡點。
此次金融危機和歷次危機最大的不同在于：這次危機是“累積性危機”，
危機的性質決定未來的走勢，未來將是一個矛盾集中爆發，結構不斷調整的時期。
1.全球金融危機的演化是否出現結構性拐點？
從全球金融市場本身的周期性運行分析，未來6個月市場正處在需要重新選擇方向的重要時間窗口，即使全球金融秩序有所恢復，全球金融危機是否步入拐點，還要取決于以下3個決定性因素：
第一，取決于金融危機惡化的程度
全球金融市場秩序能否恢復？由于此次危機肇始于房地產市場，如果像惠譽國際評級機構所預測的那樣，美國房價再下降10%，那么美國次貸產品還會出現新的問題。此外債務市場還有惡化可能。根據美國運通集團估計，全美無法償還的消費者貸款達20%。目前美國信用卡債務規模超過9000億美元、汽車及其他消費債務超過1.5萬億美元。歐洲在與美國次按資產相關的美國結構性金融產品方面的風險敞口依然存在。這些不確定性因素都將使整個金融市場暴露在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
向實體經濟全面蔓延的速度。次貸危機劇烈惡化對實體經濟的可能沖擊已經部分顯現在先行指標中：10月20日當周，美國ABC國民經濟指數從9月中旬的-66大幅下滑至-84，創1992年2月以來的新低。9月份，美國工業產值月降2.8%,成為1994年12月以來的最大降幅；歐元區第二季度投資、消費及出口同時下降，導致當季經濟收縮0.2%，為歐元誕生以來首次負增長。日本經濟第二季度GDP環比下降0.7%，折年率下降3%。在此背景下，亞洲地區出口增速下降，經濟逐步走緩，全球經濟步入下行周期。
此外還要警惕可能觸發新一輪危機的潛在風險。
首先，金融危機的干預成本為全球滯漲埋下新一輪隱患。近期世界各國為了刺激經濟和投資，采取雙膨脹（寬貨幣、寬財政）的反周期政策，在金融恐慌和經濟蕭條期，擴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大會造成價格水平的提高，然而短期的價格下跌，難改未來全球滯漲格局。當信心恢復，資本信貸市場解凍，貨幣乘數會重新放大。那么新釋放的流動性流向何方？一般來講，如果美國經濟沒有出現新的產業亮點的話，只可能流向消費信貸和能源等資源市場。而當下消費信貸受阻，過度的流動性就要流向資源市場，加劇新一輪通貨膨脹，全球的物質財富再次由于美元貨幣虛增而稀釋。
其次，警惕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觸發新興市場危機。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制剛性、金融體系較為脆弱，在金融風暴的次生災害下，新興市場國家有三類可能成為下一輪的重災區。一類是大量持有美國債券的中東歐國家。去年全球投資于新興市場的7800億美元中有3650億美元流向中東歐，其中大部分購買了銀行債券等金融產品。隨著金融危機在全球蔓延，中東歐外資抽逃現象嚴重，無法償還債務的風險十分巨大；一類是具有較大規模經常項目赤字和短期外債比例較高的新興經濟體，如巴基斯坦、韓國、印度等國，其本幣均大幅貶值有出現貨幣危機的可能；還有一類是諸如澳大利亞、俄羅斯、巴西等資源類國家，隨著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回落，在國家收入銳減，以及赤字壓力下會引發貨幣貶值、經濟下滑等一系列嚴重沖擊。
第二，取決于美元未來走向
美元升勢究竟會持續多久？從未來3-6個月看，由于金融危機向歐洲和新興金融市場持續蔓延，特別是隨著全球信貸渠道的干涸，歐元區等許多國家銀行希望利用美聯儲貨幣互換工具獲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為避險資產和應急資產，美國出于為后續向國際社會發債融資也極力穩定美元，這些因素有望支撐美元短期走強。然而美元近期的價格反轉并不能改變美元中長期的價值下跌趨勢，決定美元長期走向除了經濟基本面和美元策略外，還有三大根本性因素。
美元在全球貨幣儲備中的地位。盡管美元仍占全球24%戰略儲備，占11%世界貿易份額，然而全球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1995年到2008年第2季度，美元比重降至62.48%，歐元從8.54%大幅升至26.99%。
美元享有的鑄幣稅特權。在1977-2006年，鑄幣稅對經常項目逆差的覆蓋比率高達86.2%，美國絕大多數的經常項目逆差通過國際鑄幣稅得以“抵消”，這也解釋了巨額經常項目逆差和財政赤字為何沒有導致美元大幅快速貶值的原因。而在近兩年隨著美國經濟走軟，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減少，使美元貶值逐步喪失了制動閥，國際鑄幣稅已無法挽救美元信心的危機，表現為美元的加速貶值。隨著近年來美國國際鑄幣稅的抵消能力的降低，美元趨向疲軟是大勢所趨。
美元走勢受制于日益嚴重的雙赤字。雙赤字始終是決定美元走勢的長期根本性因素。隨著美國大規模救市行動的展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美國負債率急劇上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日益失衡，主權違約風險加大，據統計，2008年聯邦赤字將達到創紀錄的4550億美元，2009年更會攀升至7500億美元，因此美元救市債的發出極有可能成為美元貶值的導火索。
綜合以上判斷，美元走勢的逆轉和幣值內在的不穩定性將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新的動蕩，加劇實體經濟惡化的風險。
第三，取決于全球危機治理與政策應對的效果
金融大亂之金融大治。短期來看全球金融局勢岌岌可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在美國財政狀況日趨緊張的背景下，旨在緩解金融危機的救助政策將對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長期政策產生“擠出作用”；而貨幣政策自2007年9月以來8次降息的效果也逐漸減弱，聯邦基準利率無力引導金融市場利率，再加上金融危機期貨幣乘數的杠桿收縮，消滅貨幣購買力的速度極快，貨幣政策也面臨失效。
然而從長期看，對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全面改革的時機因為這場危機的加深而提前成熟。亞歐首腦會議和即將召開的G20全球金融峰會，就是重建新體系的萌芽。可以預期，這些會議的召開將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制約主導貨幣國家本幣擴張，建立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協調機制；以及平衡國際收支格局三個方面，對未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為全球化向結構均衡發展創造條件。
但是必須認識到國際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貨幣體系的重塑是一個全球性的博弈過程，美國為了維持在全球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霸地位，顯然不肯輕易將美元的發行權拱手轉讓，歐盟也正在尋求歐元勢力的上升，未來針對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改革，金融制度的重大難題并非短期內能夠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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