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10月20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當前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已成為制約統籌城鄉發展的突出問題。三中全會明確政策性銀行的支農功能，將努力使農業銀行成為商業性金融服務“三農”的骨干和支柱，加快發展村鎮銀行、農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三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金融中心，應把握三中全會所提供的機遇，充分發揮香港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內地農村的金融體制改革。
文章摘錄如下：
日前，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這次全會專題研究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國際經濟形勢危機四伏之際，中共新領導層又一次把目標重新鎖定在農村改革發展，實際上著眼于整個中國社會改革的全局。正如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在與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時指出，抓住農村改革發展這個重點，就能掌握整個改革開放的主動權，就能帶動中國經濟社會新一輪發展。須知，中國是一個有著眾多農村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也在農村。這包括耕地保護、糧食安全、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農村民生問題、農業科技交流合作、基層民主管理等工作。毋庸置疑，中國內地如果能加速建設擁有9億人口的新農村，無疑可形成新一輪經濟發展動力，為中國創造巨大的內需市場，亦為世界帶來諸多的新機遇。
從近幾年中央政府平衡經濟發展的努力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拉動內需早已成為中央決策層的共識。不可否認，30年前那場始于農村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無比的活力，出口型經濟、市場化戰略得以建立。不過，中國經濟雖然創造了世界奇跡，但外向型為主的經濟卻透支了中國寶貴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使已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受制于外部環境。當前，伴隨國際經濟大環境逐步低迷，出口的拉動力量已明顯減速。
專家認為，農村發展滯后嚴重制約內需增長，這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突破口之一。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34.35倍，但本就比農民富裕的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卻達52.02倍，以致城鄉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不減反增，由1977年的2.22倍擴大到2007年的3.33倍。因此，農村建設成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新一輪農村改革走向備受世人關注。從發展的觀點來看，中國最大的市場無疑在農村。九億農村人口消費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將是持久和不可估量的。可以預見，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黈實推進，農村消費市場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并提供無限商機。
常言道“農業穩，則天下安，農民富，則國家強。”改革開放30年來，中央政府針對農村工作發出了10個“一號文件”，從減輕農民負擔，到增加各項農業投入；從掀起清欠風暴，到推進征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從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到加快農村教育、衛生和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著力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使內地廣大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還遠遠沒有達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愿景。
值得關注的是，三中全會審議通過允許農民出讓土地使用權的農村改革方案，國家將放寬農民對承包土地的轉讓權、出租權、入股權及抵押權，農民可用土地向金融機構融資貸款，更可以把零散的土地合并，擴大經營規模，提升農業產出。土地承包期也從三十年延長至七十年，成為“永包制”。這是惠及億萬農民、促進市場內需的戰略決策。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中央再度啟動與發掘農村巨大的潛能，意義極為深遠。惟今時農村改革之復雜與艱難程度均超過當年，國內外形勢也遠較當年復雜，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之路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
業內人士指出，中國內地允許農民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價值將得到有效評估，銀行據此可為農民在城市安家就業、子女教育、規模化種植、現代養殖等等投資和經營活動提供信貸支持，幫助他們及早跨過艱難的積累過程，實現高速發展。業界人士認為，中央關于土地改革的最新舉措，將會啟動多年來徘徊的農村市場，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將有力地促進內需，顯示出繁榮昌盛的市場活力。據評估，工商界人士可考慮投資涉及農業相關產業：包括農藥、化肥、農機、種植業，以及農村醫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民收入增長后農村消費增長的行業：包括食品飲料、家電等。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嚴重滯后，農村金融資源稀缺，不能滿足農村發展的需求，已成為制約統籌城鄉發展的突出問題。三中全會明確政策性銀行的支農功能，將努力使農業銀行成為商業性金融服務“三農”的骨干和支柱，加快發展村鎮銀行、農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三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金融中心，應把握三中全會所提供的機遇，充分發揮香港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內地農村的金融體制改革。有志之士還可在內地農村積極開展興校辦學、科技扶貧和農業科技交流合作，探索服務農村改革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在為助農擴大內需作貢獻的同時獲得雙贏。(楊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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